時代　真相不是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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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能讓您攙著走，還用叫輪椅？”

他能想到攙你下去已經不錯了，他不會考慮到你的尊嚴。

我剛才從外面進大講堂，入口處只有一個樓梯，我建議將來再增加一個坡道。誰說坐輪椅的人就不可能來到這裡演講或聽演講呢？小小的一個改變，折射出對人的尊重卻很偉大。

我是“亞殘運會”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導某些用詞的改變。過去我們說“殘廢人”，現在叫“殘疾人”，不，將來要改成“殘障人士”。僅僅改這個稱謂還不夠，還得把我們由“正常人”變成“健全人”。有時候，“平等”就體現在一點一滴的言語和行動中。

舉這兩個有關尊重和尊嚴的例子，是想說明，中國自身的問題要比面對世界的問題複雜得多。剛才講世界問題，已經讓大家出了一腦門子汗，輪到中國問題，八腦門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齡化問題。我看到現場有很多老人，這一代老人面臨著很多挑戰。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資都各不相同，我估計能到場交流的，可能經濟狀況要算好的，還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說的是，你們這一代老人比我們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們這一代老了會是什麼樣。

那天我在節目裡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女兒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過得很艱難。可是我對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羨慕，因為他有四個孩子在身邊為他養老。

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比我們小的一代人，幾乎沒想過會讓孩子養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裡打麻將。由打麻將變成鬥地主，然後下象棋，最後一個人弄弄十字繡，如果剩下的那個是你的話。

現在，中國六十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14%（注：2015年已超過15%），這個比例很可愛，意味著中國老齡化程度還沒有發展到讓人擔心的地步，起碼還有十年的人口紅利可吃。但問題是，我們人口基數大，六十歲以上的人迅速超過2億。

在日本，這個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約佔總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年齡超過了六十五歲。日本男人平均壽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壽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個國家，六十歲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說，日本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這二十多年在經濟領域被美國黑了。其實，日本所謂“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於人口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消費能力開始減弱，國內創造能力疲軟。日本首席經濟學者在一場小範圍對話中，首先講到的就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所以中國一定也會有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們這代人趕上。

這些還僅僅是細節。從宏觀上看，中國面臨一個相當大的挑戰，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轉向既關注效率、又關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間達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無疑問，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達到了極致。但是其接二連三的墜樓事件之所以引發全國乃至全世界媒體的高度關注，是因為我們現在對效率已經不像過去那麼看重，我們開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著很多資訊，比如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當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長了悲劇發生的間隔，並未徹底根治。我想不僅富士康，所有勞動密集型企業，都很難在短期內解決同樣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跟父輩已然不同。“50後”“60後”那批務工人員，初來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準備，他們的目標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難忍也能忍。而且，那時城鄉反差較大，城市帶給他們的，除了艱辛之外，或許還有一點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覺得天經地義。所以那時的務工人群心理上相對穩定。

到了“80後”“90後”這批年輕的務工者，他的目標不再是改變家庭的命運，而是改變自己的命運。其中大部分初中畢業，也有相當多是高中畢業，文化素養普遍高於父輩。他們也玩手機，聽MP3，去網咖打遊戲。這樣一批人的心理訴求跟父輩是不一樣的，他們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會對他們形成一種很大的壓力和刺激，繼而心理問題上升到社會問題。

引起廣泛關注的“強拆”，矛頭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沒有人議論“強拆”問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物權法》，還在於那時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發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礎設施要快速增加，“強拆”司空見慣。

但是現在，公權利與私權利產生了對峙，人們的維權意識也在覺醒，使得過去一直存在但長期不被重視的問題，終於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質的期待

最後談我們自己。

今天的中國人離世界很近，離自己卻很遠。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特質—“我要”！但是要什麼，還真不知道。

曾有外國人被問到：“中國讓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答：“紅綠燈一點兒用都沒有……”聽起來像抱怨，其實不是，後面還有句由衷誇讚，“但是從來不出事。”

中國是一個“亂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長在混亂中建立一種安全，事故發生率好像並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國家高太多。這是中國人的本事。但是讓人感慨的是，那些習慣闖紅燈的人，越過無數潛在的危險衝到了馬路對面，其實也沒什麼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環路上開車，經常遇到一些車像“瘋狂老鼠”似的，在幾個車道間來回鑽，一會兒一個急剎車，讓周圍的車很不安全。開出十幾公里了，發現他也沒超出多遠，還在我旁邊。

這樣的情形見多了，我們就要思考：中國人怎麼了？

窮怕了，人太多得搶，先佔到手裡再說，這是一種苦難的遺傳。過去十個人只有三個饅頭，必須先把饅頭搶到手裡，再決定我是餓還是不餓。如今苦難消逝已久，饅頭供應充足，但“搶”的基因還在。

我現在關心的是中國人到底要什麼，該要什麼。

有時我看到身邊的人玩命賺錢，可是從來沒有花錢的時間。這讓我很困惑，因為花出去的錢才是你的。還有很多的人聲名顯赫，但其實非常可憐。說得好聽點兒是為社會打工，事實上是為周圍所有人打工。一個年收入幾千萬的老闆，你認為他還是在為自己工作嗎？

前幾天還做了一個減肥的節目，一位美國的醫學專家說：我們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別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現在很多拼命減肥的人，都是並不需要減肥的人。苗條作為體型的一種，已經被時尚化了，繼而用於減肥的處方藥被當成了保健品。接下來，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有陷阱；哪裡有熱潮，哪裡就有危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歲的時候寫給自己十二個字—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

為什麼叫捍衛常識呢？因為常識就在這兒，需要你捍衛。我們的欄目叫“新聞1+1”。1+1=2，很簡單，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點兒利益誘惑，就會有人大言不慚地說出“1+1=3”。過去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違背常識，不說真話，是因為畏懼；現在卻是為了利益，滿大街氾濫著“偽常識”。

比如健康領域，我的媒體同行會公然給“偽常識”的傳播提供方便。臺灣來的某人講“無毒一身輕”，他說中國人吃的東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說的紅薯。這事兒一聽就不靠譜，我找到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問他管不管，趕緊讓專家出來以正視聽，這是常識。他們倒也找了，專家也出來說了話。但我發現在某些時期，常識幹不過偽常識。偽常識會包裝、會宣傳，依然暢通無阻，從湖南傳到北京。沒隔多久，臺灣司法機構把這哥們兒抓回去判了。

為什麼要建設理性？因為理性有了一部分，還需要逐步建設。但是為什麼要尋找信仰？因為信仰幾乎一點兒都沒有。

中國的信仰，是千百年來儒釋道的雜糅，是唐詩、宋詞中傳承的審美，是爺爺奶奶講給你的故事，是別人看待你的眼光裡無形的約定俗成。但是這一切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全毀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來改革開放，慾望撲面而來，沒有信仰的中國人底線層層突破，最後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到底要什麼？

我們剛一出發的時候就是為了去人民幣裡找信仰嗎？去權力裡找信仰嗎？當然不是。我們是為了幸福而出發，為了讓人生有價值而出發，為了那些無法用數字衡量的指標而出發。為什麼走著走著就走偏了呢？

我這個年歲的人都知道“異化”這個詞的含義。現在的中國人就是異化了，原本一路奔幸福而去，現在成了奔GDP而去……

但我並不因此而悲觀。我們正在接近一個時代的折返點，有些東西繼續向前，有些東西停在原地，或向迴轉。比如深圳這樣一個下雨的週末，一個市民講堂，沒有對面商場裡的打折優惠，給不了你什麼實際的東西。但是依然來了這麼多人，尤其是那些站著聆聽的朋友，一定是因為它能滿足你另外一些需求。

這些內心深處的超越物質的期待，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未來，就是這座城市的方向。

2010年 深圳市民大講堂

自己的讀後感

我們好多人都習慣了焦慮。

也是，時代的速度太快了，誰也不敢踩剎車。都想跑，沒辦法，不競爭好像就不是當下的中國人。這是個體焦慮的緣由。

而整個群體，焦慮也是共性。想想中國此時到處是成績，可也到處是問題。有時候都慶幸，這麼多問題的中國，怎麼沒太出事兒地走到了這個地步！

焦慮也不會讓目標一步到達，得學會把有些事兒交給時間。解決中國的好多問題，真正的幫手只能是時間。

這麼一想就從容了。寫《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訪談時聊到：從發展的眼光來看，你只能寄希望於未來。我從來沒覺得我們這一代怎麼樣，我們看歷史書，翻一頁就是五百年……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是這樣吧。2014年初，在法國巴黎見到咱們剛派過去的大使，他給我們講了一個趣事。在外交部時，經常接到老百姓郵過來的鈣片，潛臺詞很明確：中國外交太軟，需要補鈣。可到了國外，聽得最多的卻是人家天天覺得我們的外交太強硬，總欺負他國……你看，矛不矛盾？

沒錯，我們正處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國，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