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軸上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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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今天的中國，從追求可以用數字衡量的目標，到追求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是一次巨大的轉場。

小到一件事的細節，大到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會迷路。作為一個幹新聞的人，在開口談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確此時此刻的中國在哪兒，找到橫軸和縱軸的座標。我對目前中國的定位不妨用四個年份、四個數字，或者說四個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國、六十年中國、十年中國和2012年的中國。

百年中國：從家國夢想到個體夢想

第一個跨度就是百年中國。

2011年是一個註定要跟歷史結緣的年份。這一年，我們要紀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週年、北京申奧成功十週年、中國足球進入世界盃十週年，還有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週年，更重大的紀念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當我們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國，恐怕要思考這樣的問題：這一百年裡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我覺得最重要的變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來，一個以國家獨立、富強為標誌的“中國夢”，過渡到以個人夢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維護、得到推動為主的新“中國夢”。

此時此刻的中國，正處在“中國夢”的轉軌時期。為什麼這麼說？請問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憂慮是什麼？痛苦是什麼？夢想是什麼？回過頭看，那時一些已經開辦的報紙雜誌，也在收集夢想，隻言片語中承載的多是“家國大夢”。因為在一個四分五裂、哀鴻遍野、積弱積貧的國度裡，國民恐怕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夢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個世紀，從1840年算起，“中國夢”大多都與個性無關，與個人無關。

在實現家國夢想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國民是願意參與其中的，參與的方式就是抑制個人夢想，融匯到家國大夢之中。我們可以舉無數的例子。比如說“三錢”當中的一位—錢偉長，日本入侵，國難當頭，他突然意識到只有科學才能挽救國家命運，歷史、文學都無能為力。於是他生生捨棄了世代家學，摒文從理。請問現如今的“80後”“90後”們，有幾個人還願意放棄自己的愛好和夢想，去為所謂的家國大夢扭轉人生道路？

還有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在歷史長河中銷聲匿跡。河北一個小村子裡，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農民，年輕時給住在村裡的戰士送過飯。有二十三名戰士在一場非常慘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他把他們掩埋在村裡，為他們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從來沒搬過，將來也不打算搬。因為他曾經見過這些活生生的年輕面孔，轉眼之間就變成了屍體，心裡割捨不下。

過去的歲月裡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說“中國壓抑個性、不尊重個體”，我對這類說法持不同意見。一個弱不禁風的國家，沒辦法談太多的人權、民主。我覺得要有一個歷史的定位。

經過了一百年的浴血奮戰，經過了一百年的奮發圖強，經過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們走到今天，實現了和平崛起，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個“弱國”了吧？連美國人都開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說甭玩兒這個，“U2”還好一點兒，那是個樂隊，可以聽聽；說中美是“G2”，是共治國家，這純屬忽悠。但是不管怎麼著，我們已經絕對地實現了百年前的家國之夢了。

那麼這時，我們要告別家國大夢為主的“中國夢”，開始進入實現個體夢想的通道。開始需要講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個人，很多歷史的遺留不能再延續。

歲數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紅旗下的蛋》。我們“60後”這批人當然是“紅旗下的蛋”了，“80後”“90後”稍微模糊一點兒。每個人身上都揹負著歷史遺留的影子，家國夢曾經高於一切，指望一夜之間完全改變很難。

但是今天的中國正在轉向，很多政策調整也與此相關。過去提“富國”，現在提“富民”，說“要讓公眾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為本”。“尊嚴”和“幸福”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切都意味著國家在考慮富了之後該做什麼。未來五年或十年、二十年，還會有這麼大的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嗎？會不會向地方傾斜？向落後地區更傾斜？

總之，從一百年這個角度來算，現在已經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今後的夢想追求要以個體的保障、個體的尊嚴與幸福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這是第一個定位。

六十年中國：從“物化”向“非物化”目標的轉變

第二個歷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說的六十年，是從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們走過了共產黨執政的第一個六十年，我在做國慶直播時感慨萬千。六十年，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大數字，一個甲子，一個輪迴。這六十年可以拆成兩個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為起點的未來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各自代表什麼？

第一個三十年不用說太多，從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騰。從民生和社會經濟角度看，期間有很多的探索、失誤、教訓。用句玩笑話來形容：“頭三十年最重大的收穫，就是告訴所有中國人，這麼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去評估這三十年，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的轉變，實現了真正的獨立自主，恢復了聯合國席位，國家的腰桿挺起來了。

第二個三十年，從1979年開始。吹響改革開放號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報》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小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發令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核心思想—我見過真跡—是鄧小平用鉛筆寫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於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開了。

那麼，第二個三十年完成了什麼呢？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標—溫飽、小康、翻兩番、萬元戶等。物質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蹟，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線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兩番，財稅的增長速度更是遠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這是在物質層面上突飛猛進的三十年，但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問題。從2009年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以來，這個國家在悄悄發生著變化，開始確立一些沒法用數字衡量的目標，新的改革時代開始了。

這個時候，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深不可測是什麼意思？“不可測”就是沒法用數字來衡量了，對嗎？請問你拿什麼資料去衡量尊嚴？請問你拿什麼資料去衡量幸福？請問你拿什麼資料去衡量以人為本？請問你拿什麼資料去衡量和諧社會？

深不可測，意味著不知道該怎麼做。

從國家政策層面上看，前些年就開始強調“快”。最早的“快”誕生於“大躍進”的時候，但那個“快”不靠譜。真正的“快”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去日本訪問的時候，我看過當時的介紹。

坐在“新幹線”上，旁邊的朋友向鄧小平介紹“新幹線”的時速，他就跟沒有聽到一樣，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開口說了一句：“就感覺到快，在催人跑。”所以這個“快”字，成了中國這三十年的一個最重要的基調。

前幾年，新一代領導集體把“快”變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過幾年，出現了“又好又快”，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兩會”期間跟江蘇團聊天的時候提出來的，後來變成了檔案，在當年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明確。“好”和“快”的順序發生了改變。

現在的中國還是不能丟掉“快”，有一個重要的節點，就是GDP增長不能連續幾年低於7%。如果低於7%，社會問題會顯性化。

我一直是這樣舉例子的：中國是一輛腳踏車，騎著就穩，停下就倒，“騎”跟“停”的分界線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於；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與此同時，我們顯然又在一個減速的過程中。減速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僅僅減速，其他效益沒上來，這是嚴重失誤；如果速度適當下降，環境保護、經濟轉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這是對的。

我仔細研究過十七大報告，關鍵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後半本是民主。報告用兩個章節探討民主的問題，尤其在黨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說法。

比如，在黨章修改裡面，“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沒有了。請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級任命”這四個字意味著什麼？黨建部分有這樣一句話：將來我們的領導幹部是由黨委推薦和群眾推薦相結合，實行“票決制”。什麼意思？這都是未來有關民主的某種粗框架模式的確立。

在十七大報告裡，民主改革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叫“公民的有序參與”，先黨內後黨外，寫得清清楚楚。我認為媒體在傳播十七大報告的過程中是失職的，只強調了民生，幾乎沒強調民主。有關民主的報道也忽略了實現路徑。

報告前半部分有兩大主題。一大主題是強調一定要繼續改革，因為在十七大召開之前，有一種以“保護弱勢群體”為藉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騰。另外一大主題也非常重要—統籌兼顧—在報告裡列了十條，翻譯成白話就是“走平衡木”。

什麼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犧牲公平不行，犧牲效率也不行；不發展不行，發展太快不保護環境也不行；光講究效率不照顧民生也不行，光考慮國內不考慮國際也不行……這十條強調的就是尋找中間路線，把握平衡。

回頭看過去五年，這一屆領導班子的工作重點不就是“平衡”嗎？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過癮”。在環保人士看來，依然有很多保護不力的地方，不過癮；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為了環保對我們限制太多，也不過癮。

這就是這一屆領導人的宿命。歷史發展到了一個找平衡的階段，“統籌兼顧”的結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點，但也都不太滿意。

“統籌兼顧”還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轉折。意味著我們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標，向後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標轉折。改革開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廣告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了，應該改成“效率就是金錢，公平就是生命”。

中國的一個顯性的轉變，就是要從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轉變，但此時的中國，仍是天平兩端放著效率和公平，偏廢哪邊都不行。改革的難題全在於此。

我們現在不得不犧牲一部分的效率，因為公平的訴求太強烈了；可是徹底滿足公平、犧牲效率，顯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鐵，時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設計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著效率和效益的犧牲。但是能不降嗎？不能。“7·23”動車事故使得全社會對生命、對公平的訴求，達到了最高值，不犧牲效率過不去。

動車降速，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中國前行過程中的一則寓言，是改革這趟列車發生了事故，促使我們思考。它的背後就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來。總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遇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為什麼？因為勞動者權益得到相當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時，社會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價。過去，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佔主導的情況下，中國和外國拼，一直拼的是勞動者超低的工資，和超高的工作時長—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在日本橫濱的港口，一個貨運公司負責人指著密密麻麻的汽車告訴我：“日本無法跟中國競爭。員工週末必須休息，所有的車都運不出去，只能停在這兒。”這句話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國人的競爭優勢變得非常具體。

歐洲很多國家，週末想買個東西都很難，商店不開門，要吃飯得去唐人街。在美國紐約也一樣，採訪到晚上9點還沒吃飯，麥當勞都打烊了，怎麼辦？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燈火通明，從餐飲到足浴到按摩，什麼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