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軸上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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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認為，歐洲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2006年“世界盃”之前，我在德國待了一個月，在那兒親眼見到德國人怎麼幹活。一摞木頭，三個人搬，其中兩個人都閒著，剩下一個人操作吊車，幹了一下午還剩半摞沒搬完。德國人，在歐洲還算勤奮的。而在中國，不要說農民工兄弟，讓我自己幹，估計半小時也夠了，而且根本用不著機械。這時候我知道歐洲問題大了。

歐洲的劣勢正是我們的優勢，但回到國內，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們自己的劣勢。

因此，《勞動法》開始實施的時候，相當多的人表示擔心。此時的中國，依然是效率略高於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幾年，公平的訴求就會超過效率的訴求。這也是第三個三十年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麻煩事兒”還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對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也在快速增長。網際網路進入中國，顯現出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攪拌能力”。

雖然在網際網路上，“白巖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殺”“被封殺”“被辭職”，我依然是網際網路的支持者。為什麼？網際網路啟蒙了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你可以不同意別人說話的內容，但要維護別人說話的權利。你要習慣與刺耳的聲音共處，與糟糕的評論共處，與謊言共處—真理的價值不是獨立存在，而是與荒謬同在。

有人說應該控制網際網路上的謠言，務必謹慎，併合理合法。正如化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正常細胞，謠言被消滅了，真理也就跟著消失了。

真正需要強調的，是如何傳播真理的聲音。2011年《人民日報》有一個評論，“目前的中國是改革和危機搶時間”，我非常認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會上的群體事件，正從過去的不發達地區—貴州的“甕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擴散到發達地區—“廈門PX專案事件”、“東莞水汙染事件”。過去媒體人強調更多的，是監督政府權力的運營、監督法律的運營等，但是現在，媒體也要強調每個公民自我的改變。社會問題不僅僅是改革的階段性產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個人都該在其中承擔責任。

十年中國：只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第三個時間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的“十年”。

我很幸運地經歷了從1994年恢復關貿總協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全過程。面對加入世貿組織，我們曾有無數的擔心、憂慮，但是當你走過第一個十年，並以此為節點回頭去看，就會發現大多憂慮是沒必要的。

比如汽車行業，最近三年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幅，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產量最大的國家—十年前誰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新的歷史節點上，我們該思考的是中國下一步怎麼辦？是不是到了啟動新一輪改革的時候？毫無疑問，時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這兒。

我舉幾個例子。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廣東家長教育孩子經常這樣說：“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只能當公務員。”再看現在，公務員熱成了什麼樣？很多腐敗現象也正是從這裡滋生出來。山西長治環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門”，但一個家長為了幫女兒在這裡謀個職位，要掏近十二萬元行賄。這錢得多長時間才能掙回來？

可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從某些方面看，市場經濟的改革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並不是與市場經濟緊密掛靠的部門。“國考”成了“天字第一號”，比高考競爭還激烈。

還有，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明確了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也擁有了第一個民營企業的黨代表。我們強調私營、民營、集體、國有等企業一律平等。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做到了嗎？

眾多中小私營企業資金鍊斷裂，因為銀行出於“避險”的考慮，不願意給他們貸款。銀行貸款部門的負責人是這麼琢磨的：給國企貸款出了問題，大家一起背黑鍋；給民企貸款出了問題，就是個人的責任。可是在支撐就業方面的貢獻，民營企業早已超過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壟斷行業可以更大範圍地面向民營資本放開，但是實現不了。為什麼？屁股決定腦袋，都在考慮地方利益、部門利益。

還有關於財政收入高度集中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樣的做法是對的，集中財力幹大事，支援農村、支援西部，包括建設一些落後的公共事業等。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要不要為地方回補？

中央對於房地產的調控愈演愈烈，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那天“北京地王”出來，我們做了一期節目，發明了“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算”這句話。幾乎全中國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遷了，為什麼？就是要把老地賣個高價，再讓一塊沒有價值的新地，隨著市委市政府的遷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幹事。不要總認為這裡都是腐敗，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財政的倒逼。是誰逼著地方搞土地財政的？將來中央跟地方的分稅要不要進行改革？

無數個改革的需求擺在面前，迫在眉睫。

還有更加敏感的問題：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

也許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為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需要理順。“十八大”之後我們要思考共產黨執政的合理性問題，我們的程式如何合理？

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共產黨的民主模式是什麼？我非常願意相信，有可能是黨內競爭。或許未來五到十年，會有這樣的試點：某個縣委書記或縣長，由三名共產黨員同時競爭，走民主程式。中國的民主投票權一定從黨員開始，然後再向黨外擴充套件。所以我希望有更多願意推動國家前行的人成為黨員。

建黨九十週年的時候，總書記講話談到幾個“風險”，第一次提到這個詞—懈怠。這話值得玩味，明顯是有所指的。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鬆弛了，前行的動力不足。

同樣是在建黨九十週年講話中，還有一個重大轉變。過去“發展”是第一要務，現在“穩定”和“發展”並列為第一要務、硬指標。圍繞這些局面和細節，我們的確要想：改革一直強調“摸著石頭過河”，但我們現在是不是隻顧摸石頭忘了過河？

對於發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扛著所謂的理想大旗走在錯誤的方向上，比不走還糟糕。

2012年的中國：繼續努力，並多些釋懷

最後一個歷史節點，就是此時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領導都要換了。美國要換了，法國要換了，俄羅斯要換了，中國也要換了。

這一年，對媒體來說挑戰很大，大家會下意識地說：“哎喲，換屆之年得小心點兒。”可是，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你把對方當朋友，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朋友；你把對方當敵人，他就真的成為你的敵人。”這句話適用於人與人相處、國與國相處，稍微改一改，也適用於人與年代的相處。“你把這一年當成改革年，改革就會推進；你把這一年當成停滯年，改革就會停滯。”

還有一句歌詞，對我們這代人影響非常深遠：“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和你？”年輕時認為，當然是“我們改變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變了豈不很悲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回頭再看走過的道路，才會發現事實的真相：我們改變了世界，世界也改變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龍永圖告訴我：“談判是雙方妥協的藝術。”人生就是一場談判，與夢想談判，與時代談判，與身體談判，要懂得有所妥協。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的純金，又有誰可以圓滿地實現理想呢？進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個時代，所謂的終極目標，永遠無法達成。

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殫精竭慮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時代的病狀依然不會徹底消除。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問題。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當時那些知識分子云集的酒館，會發現他們也同樣憂心忡忡。憂心忡忡是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國這列火車，我們希望它朝著正確的方向走。但是別忘了，一定有人攔在車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側面瞎推。更可氣的是，還有相當多的人，坐在車頂上，事不關己。這是一個非常殘酷但必須接受的現實。好，我們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時，確保自己是向前推動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國家發展改革委

自己的讀後感

去發改委談改革，還呼籲多推動改革，好多人聽說後嘲笑我：膽兒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還有近一年才開，“改革”與“中國夢”還不是熱詞，有機會進發改委，當然要說說。

現在，這兩個詞已經大熱，很欣慰，但也到時候該談談別的了。

2015年春節，我給朋友自創簡訊賀年，最後我對新一年的祈願，用了三個“開”：開放、開明、開心。

當改革重新熱起來，並向深水區挺進的時候，我發現“開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別忘了，中國改革的起步，“改革開放”是不可分割的黃金組合，甚至從某種角度說，開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開放，不僅是開國門建特區的問題，更在於心靈、頭腦與思維意識的開放。這些年，中國進步很大，相當多的人自信起來，這是對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為是、封閉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狀態，那就錯了。

而開明是期待中國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讓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擔心、顧慮，說言不由衷的話，那時代與個體又如何真正地開心呢？

只有更開放更開明，我們才會更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