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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一</h2>
大部分人很可能從未聽說過明尼蘇達州的奧斯丁市，而那些聽說過這個城市的人知道它則是因為斯帕姆午餐肉，這種鹹豬肉產品從不腐爛，世界各地計程車兵和難民都食用它。它是荷美爾食品公司的核心產品，我的家鄉也因此有了一個綽號——斯帕姆鎮。在奧斯丁甚至還有一個專門展示斯帕姆偉業的博物館。如果這沒有將奧斯丁打上如同監獄文身式的標籤，那麼還有那場罷工。
罷工發生在我出生前四年，但是在奧斯丁長大的孩子們對這場罷工的瞭解就如同一些孩子瞭解劉易斯和克拉克遠征[1]或者獨立宣言。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讓肉類加工業遭受重創，於是荷美爾要求工會大幅減薪。人們自然不堪承受，罷工開始了。在警戒線上的推撞導致了暴亂。這場暴亂引來了電視網，一個電視小組完工時在艾倫達爾附近的玉米地撞毀了一架直升機。最後州長派來了國民警衛隊，之後這場暴力和怨恨給鎮子留下一道痕跡，有些人會說給予了它特色。我卻將之視為一道醜陋的疤痕。
和其他城鎮一樣，奧斯丁也有優點，儘管大多數人看不見粉刺旁邊的肌膚。它有公園，一個水潭，一個不錯的醫院，一個加爾默羅會的隱修院，自己的市立機場，並且奧斯丁離羅切斯特的著名梅奧醫院僅咫尺之遙。奧斯丁擁有一所社群大學，我之前在那裡上課，同時打兩份零工。在三年內，我攢夠了錢，也修夠了學分，轉學到明尼蘇達大學上大三。
奧斯丁還有十三間酒吧，不算上酒店酒吧和福利俱爾部，擁有大約兩萬三千人口——在大明尼蘇達州，奧斯丁的酒吧與居民的比率最高。這些酒吧我十分熟識，每一間在生命的某一時刻我都曾駐足。我還是個小毛孩，興許不到十歲時，踏足了我人生的第一家酒吧。當時我母親把我留在家裡照看傑里米，她則外出喝酒。我比弟弟大兩歲，他有自閉症——這讓他極其安靜——媽媽覺得我夠大，可以照看小孩。
那天晚上，傑里米坐在起居室的一張扶手椅上看他最喜歡的錄影《獅子王》。我有地理作業要做，於是我把自己關在他和我共用的那間小臥室裡。這麼多年以來，我們共用的大多數房間我都沒有印象了，卻獨獨記得那一間：牆壁跟脆餅乾一樣薄，塗上了世上每個公共泳池底部都覆蓋的那種明亮的藍色。我能聽到從另一個房間傳來的最輕微的聲響，包括《獅子王》的歌曲，傑里米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坐在雙層床上——一個蹩腳的二手貨，彈簧毫無用處，床墊不得不靠在一塊膠合板上——捂住耳朵試圖隔絕噪聲，但這樣做對於減輕從可滲透的牆傳來的，衝擊著我注意力，一刻不停且重複乏味的音樂收效甚微。我不清楚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真實的還是由於愧疚我記憶添枝加葉的，我要求傑里米把音量調低一點，但我可以肯定他反而調高了音量。一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憤怒地踩著重步進入起居室，把傑里米從椅子上推到一邊，讓他重重地在牆上磕了一下，他頭頂上的一張照片被撞松，照片裡是三歲的我抱著還是嬰兒的他的影像。照片從釘子上鬆動，從牆上掉落，砸在傑里米金黃色的頭髮上，玻璃碎成無數尖利的碎片。
傑里米把他胳膊和腿上的碎片拂掉後，看著我。一塊楔形的玻璃插在他的頭頂，像一個超大的硬幣卡在一個矮小的豬形儲蓄罐的狹槽裡。他眯起眼睛，不是出於憤怒，而是困惑。傑里米很少直視我的眼睛，但那一天他瞪著我，彷彿他就要解開一個重大謎題。接著，似乎他找到了答案，他的眼神突然變得溫和，目光轉向了積聚在手臂上的血滴。
我從浴室抓了條毛巾，小心地把玻璃從他頭上拿走，還好玻璃沒有像我擔心的插得那般深，我用毛巾裹住他，就像包頭巾一樣。我用一塊洗臉巾擦去他手臂上的血，等待著不再出血。十分鐘後，血仍然從傷口往下滴，那條白色的毛巾染上了片片鮮紅的血漬。我重新用毛巾包裹住傑里米的頭，把他的手放在毛巾的末端保持不動，跑出門去找我們的母親。
媽媽並不需要為我留下面包屑的蹤跡。我們的車停在雙拼式房屋的車行道上，兩個輪胎是癟的，這表明媽媽就在步行能到的地方。這框定了我只有幾個酒吧可選。我母親留下我獨自照看患自閉症的弟弟而從不提她去了哪裡，而我似乎本能就知道去酒吧找她，那時我並不認為這是件怪異的事。話說回來，童年時期我認為正常的大多數事情現在回顧時完全一團糟。我在第一家酒吧——奧德賽酒吧就找到了她。
我沒料到那地方如此空寂。我總是想象我母親趾高氣揚地加入一大群說著笑話，大笑著，跳著舞的潮男型女中，就像電視廣告中的人那樣。但是這個地方只有從廉價的揚聲器裡發出的拙劣刺耳的鄉村音樂，高低不平的地板，充滿懶散無能的平庸之輩。我立馬看到了我母親，她正跟酒店夥計聊天。起初，我搞不清她臉上的表情是憤怒還是憂慮。不過她狠命地抓起我，把我拽出了酒吧，這讓我不再有疑問。我們腳步輕快地回到公寓，發現傑里米在看電影，他的手還放在毛巾上同一個地方。媽媽看見沾染了血的毛巾時，嚇了一跳。
“你究竟幹了什麼！老天。瞧這一團亂！”她把毛巾從他頭上拉下來，拎住他的胳膊把他抬離地面，拖進浴室，放進空浴盆。血讓他漂亮的金黃色頭髮纏結在一起。她把染血的毛巾扔進水槽，然後去起居室擦洗鼻菸色地毯上的三個小血點。
“你得用我的好毛巾，”她喊道，“你不能就拿塊破布。看地毯上的血。我們可能會失掉押金。你沒有停下來想一想嗎？不，你從不思考。你把事情搞得他媽的一團糟，而我不得不來收拾殘局。”
我走進浴室，部分為了擺脫我母親，部分為了與傑里米待在一起，以免他受到驚嚇。不過他沒有害怕，他從沒害怕過，或者說他感到恐懼，卻從沒表現出來。他看著我，在這世上的其他人看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但是我可以看出因為我的辜負隱藏在他眼中的那絲憂鬱。不管我多麼努力地想忘掉那個晚上，將它埋藏在心底的某個地方，讓它消亡，傑里米看著我的那幅場景仍然不時在我的記憶中浮現。
如今傑里米十八歲了，能獨自在公寓裡待上幾個小時，但幾天則不行。那天晚上我把車駛入我母親公寓的車道時，雙城隊與印第安人隊在第三局一度僵持不下。我用備用鑰匙開啟了門，發現傑里米在看《加勒比海盜》，他新近最喜歡的電影。有一瞬間他顯得有些吃驚，接著他看向我們之間的地板。
“嘿，老弟，”我說，“你好嗎？”
“你好，喬。”他說。
傑里米開始上中學時，當局給他指派了一位名叫海倫·博林格的助教。她瞭解自閉症，理解傑里米對於模式和程式的需求，對獨處的喜好，對於觸控和被觸控的反感，以及不太能理解本能的需求和白紙黑字的指示之外的事情。那段時期，博林格太太竭力帶傑里米走出黑暗，我母親則鼓勵他乖乖聽話不多嘴，這一角力持續了七年，結果是博林格太太贏了。到中學畢業時，他能夠勉強進行一場談話，雖然在我們交談時，他不太敢看著我。
“我還以為你在學校裡。”傑里米說，完全用那種斷續的節奏，似乎他把每一個詞都小心地擺放在傳送帶上。
“我回來看你。”我說。
“哦，好的。”傑里米轉過身繼續看電影。
“媽媽給我打了電話，”我說，“她要開會，暫時不能回家。”
對傑里米說謊很容易，他那輕信的性格沒辦法理解欺騙。我不是存心騙他，那是我對他解釋事情的方式，免去真相帶來的複雜情況或者微妙細節。我母親第一次被送進戒癮所時，我撒謊說她在開會。過後，每次媽媽跑去某個印第安賭場或者在某個傢伙的家裡過夜時，我就告訴傑里米媽媽在開會。傑里米從沒問起過這些會議，從沒納悶為什麼有些會議持續幾個小時，另一些則要好幾天，從沒為這些會議出現得如此突然感到詫異。
“這次是長會，”我說，“你得去跟我待幾天。”
傑里米不再看電視，眼神在地板上游離，眉毛上方出現一道細細的皺紋。我能看出他在努力跟我進行眼神接觸，這對他來說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任務。“也許我能待在這裡等媽媽。”他說。
“你不能待在這裡，我明天要上課。我要帶你去我的公寓。”
這不是他期待中的回答。我能看出來，因為他不再試圖直視我，這表明他的焦慮在加劇。“也許你能待在這裡，明天早上去上課。”
“我要去大學上課，大學離這裡有幾個小時的車程。我沒法待在這裡，老弟。”我語氣仍然平靜卻十分堅定。
“也許我可以獨自待在這裡。”
“你不能待在這裡，傑里米。媽媽讓我來接你。你可以待在我在大學的公寓裡。”
傑里米開始在右手的指節上摩擦左手的大拇指。當週遭的世界令他感到困惑時，他就如此。“也許我能在這裡等待。”
我在傑里米旁邊坐了下來。“一定會很有趣的，”我說，“只有你和我。我會帶上DVD播放機，你可以看任何想看的電影。你可以收拾一個包裹，裡面全部裝上電影DVD。”
傑里米笑了。
“但是媽媽會好幾天回不來，我需要你去我的公寓。好嗎？”
傑里米仔細想了一會兒，說：“也許我能帶上《加勒比海盜》？”
“當然，”我說，“一定會很有趣。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次冒險。你扮演傑克·斯派洛船長，我扮演威爾·特納，怎麼樣？”
傑里米抬頭看著我，模仿起他最喜歡的傑克船長的一句話，“你們將永遠記住這一天，因為你們差點兒就抓住了傑克·斯派洛船長。”接著傑里米笑了起來，直到臉頰發紅，我也笑了起來，每當傑里米開玩笑時，我總這樣笑。我抓起幾個垃圾袋，給傑里米一個來裝DVD和衣服，並確保他收拾的東西足夠持續一陣，以免媽媽不能獲得保釋。
我把車開出車道，邊思量著我的工作和課程安排，努力尋找能讓我照看傑里米的空隙。除此之外，另一些問題也在我腦中打轉，讓我有些走神。傑里米能在他不熟悉的世界——我的公寓裡適應下來嗎？我能從哪裡找到時間和錢保釋我母親出獄？我他媽是怎麼成為了這個破碎家庭的主心骨？
<h2>
二</h2>
開車回雙城的路上，我注意到我弟弟眼底的焦慮來回湧動，在他思索發生的事情時，他的眉頭和前額皺起又張開。我們漸行漸遠，傑里米才對我們的冒險更為自在起來，最終他深深地呼了口氣，放鬆下來，我曾看見狗們在警覺讓步於睡眠的時刻，就是如此呼氣。傑里米——這個睡在我們雙層床下鋪，十八年來合用我的房間，我的衣櫥和梳妝檯的男孩——又跟我在一起了。在一個月之前，我們不曾分開過一兩天，直到我搬進大學，將他留給一個在混亂中撲騰的女人。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媽媽就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前一秒還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後一秒就在廚房摔盤子——據我所知，這是典型的躁狂抑鬱症表現。當然這一診斷從未得到官方認可，因為我母親拒絕接受專業幫助。她掩耳盜鈴般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彷彿如果她從沒聽到那些詞語，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價伏特加——一種減輕內在恐懼卻增強外在瘋狂的自我醫療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親是什麼樣子。
她並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親的情緒波動是有限度的，不打擾到鄰居和兒童保護服務機構。我們甚至有過一些愉快的時光。我記得我們三個去自然科學博物館、文藝復興節和山谷遊樂園。我記得我努力做兩位數的乘法時，她輔導我做數學作業。我有時能看到我們之間的那堵牆在慢慢裂開，記得當時她跟我們一起笑，甚至喜愛我們。當我努力嘗試時，我能記得在世界不與她為難時，一個慈愛而溫和的母親。
我的外祖父比爾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變了。我們的三口之家籠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斷了維繫我母親穩定情緒的拴繩。他去世後，她不再剋制自己，任憑她的情緒隨意飄蕩。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這世界讓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擊。她似乎決意去尋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擁抱它們如同那是某種新標準。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個規則。那是漸漸開始的，但是最後每當她的情緒如茶壺般開始沸騰，她就會給我一個耳光。等我年紀大些，對那些耳光不那麼敏感後，她調整了目標，改為打我的耳朵。我討厭她這麼做。有時她會使用木勺或者金屬絲蠅拍的把手等工具來達到目的。我上七年級時，有一次我不得不錯過摔跤比賽，因為換上摔跤服後，我大腿上的鞭痕顯而易見，她強迫我待在家裡。很多年來，她沒有讓傑里米捲入我們的鬥爭，只選擇將她所有的沮喪發洩在我身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他也失控起來，衝他吼叫詛咒。
然後，有一天她做得太過分了。
我十八歲，從高中畢業的那天，回到家發現我母親醉得十分厲害，一臉怒容，用一隻網球鞋敲打傑里米的頭。我把她拽進她的臥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試圖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將她轉過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嘗試兩次起來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墊上告終。最後一次嘗試後，她停下來歇口氣，後來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現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好像她不記得她的瘋狂，好像我們的小家庭沒有處在無可避免的崩潰邊緣。我假裝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經到了有理由打傑里米的那一步。我還知道一旦我離開去上大學，事情會變得更糟。這些想法讓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親酒醉昏迷後假裝一切正常，我也將我的思緒埋在心底，掩蓋起來。
不過那天晚上開車前往我的公寓的時候，生活還算不錯。我們邊開車，傑里米和我邊聽著雙城隊的比賽——至少我在聽。傑里米聽到了比賽，但是沒法在很短的時間跟上。我跟他聊天，邊開車邊解釋著比賽的情況，可他基本上沒有回應。他做出反應，進入談話時就彷彿剛從另一個房間進來。等我們開到35號州際公路，接近校園時，雙城隊把克利夫蘭隊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場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領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傑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興奮而笑。
我們到達後，我領著傑里米登上臺階來到我在二樓的公寓，手上拿著他的垃圾袋。我們迅速進入門內，開啟電視剛好看到雙城隊扔出最後一球贏得比賽。我抬起手與傑里米擊掌，但他緩緩地轉了一個圈，看了看我狹小的公寓。廚房和起居室在同一個空間的兩邊；臥室只是比裡面的那張單人床大一點，沒有浴室，至少在這四面牆內沒有。我看著傑里米審視著這間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掃視同一個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會看到一個隱藏的浴室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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