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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可憐的法蘭西經濟而言，巴拿馬運河公司事件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屋子裡炸開，除了在炸彈旁邊被炸的屍骨無存的可憐蟲，屋裡餘下的所有人的腦子也都被震的嗡嗡作響。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談起十七世紀荷蘭人的鬱金香狂熱，英國的南海公司泡沫，以及上個世紀初法蘭西的密西西比醜聞，將這場總的崩潰與歷史上的這些類似事件相提並論，實際情況也的確如此——整個經濟的基礎開裂了，伊倫伯格銀行的崩潰引發了連鎖反應，三天之內，全法蘭西有十六家銀行宣告破產，這就像是一座房屋起了火，而呼嘯的狂風又把火勢擴散到鄰近的建築，於是在短短的一段時間內，整個街區就都被烈火吞噬了。

於是，在運河公司崩潰的幾天以內，全國民眾就已經陷於驚駭之中，為了保住自己的畢生積蓄，他們在銀行的門口排起了取款的長隊，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對每天取款的上限進行限制——每個賬戶不得超過一千法郎。當然，與大多數的規章制度一樣，這樣的限制僅僅作用於普通人，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物甚至都不用自己出面，就能從銀行的金庫裡提出數以百萬計的現金，再把它們存到英國或是瑞士的銀行裡去，這類的訊息更加劇了普通儲戶的不滿，在克萊蒙費朗，憤怒的儲戶們甚至縱火燒燬了當地的一家銀行。

在這陣破產的狂潮裡，損失最為慘重的當然還是那些無名無姓的中小投資者。每天都有無數傾家蕩產的人流著眼淚悄悄寫下給家人的遺書，然後在天沒亮前偷偷從家裡溜出去，在城外森林的荒僻之處顫抖著把手槍對準自己的太陽穴，或是用腰帶將自己的脖子吊在樹杈上。類似的事情實在是太多，它們當中的大多數都不會引起報紙的興趣，這樣的悲劇是無聲的。

無數人加入了破產者的行列：那些靠年金和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將自己的畢生積蓄用來購買股票的外地投資者；每月的生活費都要精打細算的的農民；一輩子沒有嫁人的貧困老姑娘。這些人被狂熱的投機風潮吸引，進入了一個他們並不瞭解的市場，僅僅幾天前，他們的財產數字還在不斷增長著，可幾天以後，一切都像是清晨的露水一樣，在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以前就蒸發了，消失了！他們茫然不知所措，陷於恐慌當中，就連最偏遠的鄉村也不能免於衝擊。這簡直是一場比中世紀的黑死病更可怕的災禍，無數的家庭被交易所的崩盤軋斷了腰，不知什麼時候才有復興的希望。

阿爾方斯用黃金堆起來的巴別塔垮塌了，他曾經親手用金幣建立起這座高塔，可也是同一隻手將它一把就推倒，讓崩潰的殘骸將無數的犧牲者壓成肉泥。杜·瓦利埃先生這類賭徒的投機所得，老實商人經營十幾年所積攢的進項；退休的文員一筆一筆省下來的積蓄；外省的農民省吃儉用準備用來養老的零碎票子——這一切都落入了阿爾方斯慾望的深淵當中，而這深淵卻是永遠也填不滿的！

然而諷刺的是，報紙上卻並沒有太多對銀行家們的指責之聲：絕大多數的報紙都被這些金融巨頭和大資本家所掌控，而這些人都從阿爾方斯的勝利當中沾了光。他們若是放任自己的報紙指責阿爾方斯·伊倫伯格，也就等於是把民眾的怒火引向他們身邊，難免會引火燒身。因此主流媒體的口徑也出奇的一致，所有的抨擊都僅限於巴拿馬運河公司，而“罪魁禍首”則是這條運河的提倡者和設計師費迪南·德·雷塞布，這只不過是隔靴搔癢罷了，憤怒的法國民眾需要找到一個更為顯眼的目標來發洩自己的怒火。

因此在最初幾天過去以後，輿論所指責的物件就變成了政府和議會——根據所披露的運河公司檔案顯示，議會當中收過巴拿馬運河公司“特別津貼”的議員至少有一百零四位，這其中許多都是曾經擔任過內閣部長的重量級人物，就連成日裡以正義之聲自居的克列蒙梭也不能免俗，同樣收受了來自運河公司的政治獻金。在如此情況下，還有誰可以信任？毫無疑問，巴拿馬運河公司能夠用欺詐的手段搜刮如此巨量的財富，自然也是依靠著這些沆瀣一氣的官員們的保駕護航，這些議員和部長們平日裡自詡為人民的代表，卻為了幾根骨頭充當金融家的走狗！第三共和國的政府究竟是為誰服務的政府？既然在共和國引以為傲的民主政體當中，政府的官員都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那麼為什麼竟選出了這樣混蛋的政府呢？

於是，正如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的陰雲已經在天邊聚集起來，在巴黎這個政治活火山的下方，傳來了不祥的隆隆回響。在拉丁區，大學生們在自己公寓的陽臺上掛上了巴黎公社的紅旗，而路人都為他們的舉動高聲喝彩。警察總監進退兩難，既不願意因為放任自流而影響自己的仕途，又深恐貿然行事會火上澆油，於是只能派出警察去好聲好氣地勸導這些學生，可換來的只有對方的冷嘲熱諷和路人的辱罵，甚至連警察們自己都士氣低迷——在警隊當中同樣因為交易所的風潮傾家蕩產的也大有人在呢！

軍隊的忠誠程度也同樣值得懷疑，由於軍官們的薪俸每次增加都需要議會的批准，他們的工資水平一直落後於社會上的平均水準，因此許多軍官也加入到了投機的狂潮當中。軍隊本來就對共和國和議會政體頗有微詞，這樣一來雙方更是離心離德。一旦巴黎有事，政府能否依靠軍隊維持秩序，恐怕也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在這樣內外交困的局面下，現任的內閣不出意外地無法再支撐下去了，九月七日，現任的內閣preier皮埃爾·蒂拉爾在星期六將全體內閣成員召集到了馬提尼翁宮的內閣會議室。在等待蒂拉爾先生到來的時間裡，十幾位部長們在鋪著藍色毛呢桌布的桌子前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就像是一群聚集在停屍床前的醫生——在這樣的時刻，還有什麼可說的？

下午兩點的報時鐘聲響起時，皮埃爾·蒂拉爾準時進入了房間，他的動作有些遲緩，因為筋疲力盡而顯得笨拙。他在內閣會議桌一端的座椅上坐下，這是整個會議室裡唯一一把帶有扶手的椅子。長方形的桌子呈現出棺材的形狀，在他的兩邊分別是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他的目光在財政部長呂西安·巴羅瓦的身上微微停留了一下，隨即又回到自己面前桌子上的皮面資料夾上。

“下午好，諸位同事。”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像是患了感冒，“我不想耽誤諸位太多的時間，因此我們就直入正題好了——我請各位來是要宣讀一份簡短的宣告，它同樣將會登載在今晚的晚報上。”

蒂拉爾先生開啟資料夾，從裡面拿起一張薄薄的紙，“自鄙人接任閣揆，至今已逾半年之久。在此期間，我竭力維持內閣和議會的團結，試圖讓我們偉大的法蘭西祖國從黨派爭鬥和政治攻訐的泥沼中走出來。我願意用自己的良心發誓，我已經做到了以我微薄的力量所能夠做到的全部，因此無論是作為一個愛國者，還是作為一位政府的官員，我都感到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