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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年長的女人比別的女人都要勇敢，她把滾燙的水注入那個茶壺。第二個女人開啟現鈔櫃，第三個女人正抓把茶葉盛到手提吊秤上。巴雷把手伸進褲袋，拿了一張三個盧布的鈔票出來，那位站在收銀臺的女人看到之後發出了失望的嘀咕聲。

“我想她是要零錢吧？”巴雷呆呆地說，“我們不也都缺零錢嗎？”

正說著，他看到卡佳把三十個小銅板放到了櫃檯上，笑了笑。她笑的時候，嘴角有兩個小小的酒窩。他拿著書和袋子，她拿著那一盤碟子和杯子跟在他後面。但是就在他們到達桌邊的時候，她向他說了一段具有挑戰性的話。

“如果一位作家有必要證實自己所言屬實，那麼為他出版書的出版商豈不更應如此嗎？”她說。

“哦，我是贊成各方面都要誠實。底牌在桌上亮得越多，大家都會越好過。”

“據所得到的訊息，那位作者是從一位俄國詩人處得到靈感的。”

“佩切林，”巴雷答道，“我查過他的資料，他在一八〇七年出生於基輔的戴莫卡。”

她的嘴唇就著杯子的邊緣，眼瞼垂了下來。雖然巴雷的心裡還有一大堆雜七雜八的事情，但此時也情不自禁地注意到從她頭髮中露出的右耳。傍晚的光線從窗外照了進來，她的耳朵在光線的照射之下，成了半透明的。

“那位作家從一位英國人那兒得到了一些有關世界和平的靈感。”她以一種正經得不能再正經的態度說。

“你想他會想再見那位英國人一面嗎？”

“我可以問問他，但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那位英國人想再跟他見一面。”巴雷說道，“他們之間有太多可談的事了。你住在哪裡？”

“跟我的孩子住在一起。”

“你的孩子住在哪裡？”

對方停頓了一下。巴雷這回心裡又升起了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因為他想自己可能已在不知不覺中問了不該問的話。

“我們住的地方距離機場地鐵站很近。那兒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機場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寓。巴雷先生，你預備在莫斯科待多久？”

“一個星期。能否給我你所住的公寓地址？”

“不方便給。你在莫斯科的時候，都會待在這間敖得薩旅館嗎？”

“除非他們把我趕出去。你的先生在哪兒高就？”

“那不重要。”

“他是不是幹出版的？”

“不是。”

“他是作家嗎？”

“不是。”

“那麼，他到底是幹哪一行的？作曲家？鎮守邊界的戰士？廚師？他是如何讓你活得這麼安於現狀的？”

聽他一連串地講了這麼多，她再一次展露微笑了。她的笑似乎不僅讓她自己開懷，同時也讓他高興了起來。

“他是一家木材公司的經理。”她說。

“他目前在經營些什麼？”

“他的工廠預造房子給鄉下使用。我們離婚了。在莫斯科像我們這樣的人多得是。”

“那麼，孩子們呢？是男孩？女孩？都多大了？”

他這句話讓她的笑容倏然僵住了。他一度想到她會憤然拂袖而去。她抬起頭來，板著臉，眼中充滿了憤怒。“我有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們是雙胞胎，現在八歲。他們與這件事情沒有關係。”

“你的英語講得好極了，比我的還好。好像井水泉湧而出。”

“謝謝你。我對外國語言有一種天生的理解能力。”

“不只這樣，真不可思議，就好像簡·奧斯丁的英語無人能出其右一樣。你是在哪兒學的？”

“在列寧格勒學的。我在那兒上學。英語也是我熱愛的一種語言。”

“你大學是在哪兒上的？”

“也是在列寧格勒上的。”

“你是什麼時候到莫斯科來的？”

“在我結婚的時候。”

“你和他是怎麼結識的？”

“我先生和我從小就認識。我們當學生的時候，一起去過夏令營。”

“你釣魚嗎？”

“不但釣魚，還抓兔子。”她說著說著，又笑了。她璀璨的笑容似乎可以照亮整個房間。“我先生弗洛狄亞的童年是在西伯利亞度過的。知道怎樣在冰上睡覺。我跟他結婚的時候，並沒考慮到知性價值觀的差異。當時我認為一個男人所能學的事裡，最重要的莫過於懂得如何剝兔子皮了。”

“我正在想你與那位作者是怎麼認識的。”巴雷解釋道。

他看出她的掙扎，也注意到她眼神中閃現著時時刻刻都在變動的情緒，一下子向他傾瀉而來，一下子又縮了回去。突然，她攏了一下那飛散了的頭髮，拿起她的手提袋。“請你替我謝謝藍道先生，謝謝他送的書及茶葉。”她說，“下次如果他再來莫斯科，我會親自再向他道謝的。”

“請不要走。我需要你告訴我。”他放低了聲音，並且，突然以一本正經的態度說，“我需要你告訴我怎麼去處理那些手稿。單單我一個人是無能為力的。那些個手稿到底是誰寫的？歌德又是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