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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三天，就像是一架撞毀了的飛機殘骸，正進行事後審慎的檢查，希望能發現出技術上的失誤。不過，說實在的，能夠發掘出來的，實在少之又少。

經過了在機場的一陣發洩之後，巴雷已經逐漸恢復過來。他在車子行進途中經常自顧自地發笑，並且以他那種習慣性的羞怯看著沿路他所熟悉的路標。他也打了好一陣子的噴嚏。

奈德已經決定讓巴雷先在武士橋的那間房子裡過一夜，再放他回自己的公寓。我們一進屋子，巴雷就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到客廳，把手環繞在寇德小姐的脖子上，對她宣佈他對她的愛是多麼的誠實無偽，並且奉上一頂維克婁或任何人在事後都不記得他在何時購買的山貓皮帽子。

就在這時候，我偷偷地告退而出。克萊福要我到十二樓，去與他面對面地做一個他所謂的“重要會談”。不過，很顯然地，他想做的，只不過是想從我這兒套出一些情報而已。斯科特·布萊爾緊張嗎？他有沒有失常？他怎麼樣了，帕爾弗萊？莊尼在那兒聽著，很少發言，據他說，鮑勃已經被蘭利召回去開會磋商。我只把所見的告訴他，沒有刪減情節，當然也不會加油添醋。他們兩人在聽我講巴雷落淚之後，都不免大吃一驚。

“你的意思是說他想再回去？”克萊福說。

就在同一天晚上，奈德單獨與巴雷共進晚餐。不過，這還談不上作彙報。

這是一段失魂落魄的時期，錄音帶中，巴雷的音調比正常高了一個音符。我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時候。他正談著歌德，但是態度是故作客觀的。

歌德已經老了，已經不復當年的活力了。

歌德真的是隻驚弓之鳥。

歌德似乎已經戒掉喝酒的習慣。他隨時隨地都會興奮。“你應該看一看他的手。哈瑞，他把手放在地圖上的時候，抖得很厲害。”

我聽他這麼一講，心裡就想：你也該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大概不知道你在機場喝香檳的時候，手抖得有多麼厲害。

他在那天晚上只提到卡佳一次，還是故意用一種不經意態度提起的。我想，他大概是要讓我們知道他可以不帶情感就如我們可以控制情緒一樣。這倒不是說他狡猾，其實如果我們沒教過他，他也不會做得出。現在我們是他情感依系所在，他害怕若失去我們，他將落得無所依靠。

他說，卡佳擔心她的孩子遠勝過擔心她自己。他說這話的時候，又是故意裝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態度。他認為大部分的母親都有相同的表現。不過，另一方面來講，她的孩子象徵了她想要拯救的世界。因此，就某種意義上來講，她所做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崇高母愛，你同意嗎，奈德？

奈德點頭了。沒有一件事是比拿自己的孩子當試驗品更叫人為難的了，巴雷，他說。

但她真是個好女人，巴雷堅持道，一派施恩者的模樣，就他近來的個人風格來說，似乎態度太堅決了點。但是如果你喜歡你的女人有像聖女貞德一樣的道德勇氣，那麼卡佳就是你所要的女人。她不但有勇氣，還很漂亮，這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們懂得他在說些什麼，就知道他實在有些欠缺含蓄。

由於不能當著他的面說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中我們都已拿過她的照片來欣賞，所以就只好裝著相信他的話。

十一點，巴雷一邊抱怨著時差，一邊就打起瞌睡來了。我們站在大廳裡目送他爬上樓梯去睡覺。

“不管怎麼說，那是個好東西，是不是？”他靠著樓梯的欄杆上，透過他小而圓的眼鏡對著我們露齒而笑，“我是說他交給我的那本新筆記本。你們不都看了嗎？”

“那些研究人員此刻正在挑燈夜戰，不眠不休地趕著讀它呢！”奈德回答道。其實，那些人此刻正像貓狗搶食物一般地搶著看，只是他很難啟齒罷了。

“專家都是上了癮的人。”巴雷說，又笑了一笑。

但他還是站在原地搖晃著，好像是在尋找另一個適當的出口。

“必須有人在那個麥克風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們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塊青一塊紫的。你若預備再送一個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點的，順便問一下，鮑勃叔叔在哪兒？”

“他到處留情去了。”奈德說，“現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見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爾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的。”奈德說。他一說完，我們都笑了。

就在當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瑪格麗特的一個電話。她說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她認為這張罰單罰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經打停車訊號，這時候一個小個子男人開著一輛嶄新的捷豹車，白色的，一頭油亮的黑髮——”

我很不聰明地笑了，並且告訴她說開著捷豹車、頭髮烏黑髮亮的小夥子也不可能在停車的尺度上有額外的權利。但幽默向來就不是瑪格麗特的專長。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萊福又要求我到場。首先他盤問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後要我對莊尼說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們局裡正式的一員，而如果是的話，是否因加入我們而拋棄過某些權利——譬如說，萬一與我們發生爭執的話，他的合法陳情權利。我說得有些模稜兩可，令他們十分惱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經放棄了這些權利。或者，說得更確實一點，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沒有如此權利，我們都可以騙他作此想法。

也許我早先沒有說清楚，莊尼是哈佛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所以蘭利沒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顧問給我們。

下午，巴雷一刻也沒安靜下來。於是，我們就趁著晴朗的天氣，開車到了處女頭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們返回時，我想可以說巴雷已經作完了報告：對於我們那些分析專家都已經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動中的遭遇，都被我們以技術上的方法一一查明瞭。事實上，能夠讓他報告的，實在是所剩無幾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們的憂慮所影響呢？我們儘可能地裝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懷疑那種會要人命的沉滯氣氛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他。也許，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渦和洩氣的沮喪裡，而我們也就跟著他掉了進去。

星期天晚上，我們一起在武士橋吃晚餐。巴雷的態度顯得既溫和又安靜，使奈德認為（其實換了我，也會這麼以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漢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維多利亞街靠東希斯路的一棟公寓裡。我們在那兒設的監聽崗哨就在這棟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對年輕的夫婦負責。這一戶中原先的住戶已經被我們暫時轉移到別處去。十一點左右，那對夫婦向我們報告，說巴雷獨自在屋裡走動。他們聽得見他走動的聲音，但是看不見他，因為奈德已撤離監視器。他們說，他一直不斷地對自己講話。當他拆開郵件的時候，我們清楚地從監視器上聽到一連串憤慨和詛咒。

奈德對他的這種表現始終無動於衷。他已經讀過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並沒有什麼好費心去防範的內容。

清晨一點鐘，巴雷打了電話給他在格雷丹的女兒安西雅。

“ig是什麼東西？”

“是愛斯基摩人住的房子，裡面沒有廁所。莫斯科怎麼樣？”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號’橫越大西洋，你會怎麼樣？”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麼樣？”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會生出什麼東西？”

“我是在問你莫斯科到底怎麼樣？”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討厭的丈夫近況如何？”

“他現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帶到里斯本的那個俏佳人怎麼樣了？”

“已經雨過天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