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故事掉落，或飛馳而過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h3>——談《來電轉駁》</h3>

寫《天才雷普利》的海史密斯，把這部小說的靈感，記在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賬上。她去義大利阿馬爾菲度假，站在飯店陽臺上，偶然看到一個在海灘上散步的男子，突然就像遭了電擊。她替那個男人取名湯姆·雷普利（姓氏取自當時街邊的服裝店招牌），她為他設計的人生道路一半袒露在世人豔羨的目光中，一半龜縮在陰暗的角落裡。

直到自己也開始寫小說，我才意識到，這段莫名其妙的文學軼事可能是真的——如果是假的，海史密斯完全可以把它編得更好一點。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面孔，甚至只是一陣不知從哪裡吹來的風。這不是怪力亂神，這只是古老的講故事法則：你的人生經驗文學經驗已經替你準備好了一切。故事是頭上的蘋果或者奔跑的兔子，你只不過需要坐下來，等第一個句子掉下來，或者從眼前飛馳而過。

對於《來電轉駁》而言，“蘋果”是一條電信詐騙新聞，“兔子”是我當時正在重讀的田納西·威廉斯的劇本《慾望號街車》。“電擊”的結果，是我打算虛構一個與我的生活拉開距離的人物——距離越遠越好。男性，從縣城、省城到國際大都市，他比我年輕，比我更具有在城市階梯上攀登的動力。我不會開車，他乾的是代駕；故事從他構思電信詐騙開始，而我沒有在現實生活中正面遭遇過一場詐騙。

起初舉步維艱。我一度糾結於細節的真實性，我擔心我敘述的口吻太知識分子，幾乎每前進一段都要從那些看來的、聽來的材料裡尋找可以支撐敘述的根據。我從照片裡尋找那個想象中的縣城的影象，在公交車上偷聽一對外鄉情侶的對話，看著女人的眼睛裡漸漸積滿淚水——直到我坐過站。然而敘述的速度漸漸快起來，快到我無法停下來考究每個句子的來歷，但故事也漸漸生出某種我一直在等待的、荒誕的力量。這種力量在《三岔口》裡爆發於一個奇怪的陽臺，到了《來電轉駁》中，就從騙子踏進戲劇學院的第一步開始。

讓我興奮的是，一旦進入陌生人的生活，一旦把自己想象成闖入者，我確實獲得了新的視角。那些我熟悉的場景和人物——雜誌社，劇院，女文青，男導演，那個看起來秩序井然的世界——都像是被捲入陌生的能量場，被攪動成另一種形狀。故事的發展甚至重新定義了“欺騙”這個詞本身。出場不多的李波揚是個很有趣的人物，他常常三言兩語就揭掉層層包裝，露出單薄而慘淡的城市慾望結構。他讓男主人公“閉上眼睛使勁想”，想象“整個世界的錢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只不過暫時分在不同的口袋裡”。在男主人公眼裡，李波揚在縣城翻修的紅磚房是他自己的“華爾街”；對於機警的讀者而言，這是大都市的一個逼真的映象。

找到“映象”的感覺之後，我等於卸掉了筆端的重負。映象的真實性是相對的，它遵循的心理邏輯要比生活邏輯更嚴格。出於同樣的考慮，對於不知名的主人公，我用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交替敘述。我一直認為，第二人稱就是第一人稱的變體。在小說的第四節裡，主人公自己也交代了這一點：“……我不用在想象中把自己劈成兩半，把弄不明白的事情統統推到對面那個人身上，我不知道怎麼稱呼他，我只能說你你你……”

這個喜歡把自己當成另一個人的騙子懷著好奇心窺探別人的世界，然後把自己繞了進去。一個騙子的內心世界究竟有沒有可能如此豐富，如此感傷？這取決於你究竟把他當成一張標籤，還是一個人，甚或是人的總和。寫到最後，這個問題不再是問題。如果一定要回答，那我會想起當年亨利·詹姆斯對《包法利夫人》的質疑。“作為他要描述的生活的特殊渠道，福樓拜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低劣的，甚至是卑鄙的人來作為人類的標本呢？”詹姆斯痛心疾首地說。比詹姆斯早生很多年的福樓拜當然無法還擊，我也一樣。我只能默默地隔著遙遠的距離，和他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