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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談《文學病人》</h3>
我對科幻類文藝作品的涉獵，無論是興趣還是閱讀（觀影）量，都不比對別的作品更多。我得承認，在寫這篇創作談之前，我剛在電影院裡看《銀翼殺手2049》的時候打了一個盹兒。所以我其實很難解釋，為什麼在我剛剛開始一兩年的虛構生涯裡，會接連寫了兩個疑似科幻的短篇小說，去年的《千里走單騎》和今年的《文學病人》。
當然，對於這樣的標籤，科幻界多半不會同意。在文字中，我對於人工智慧的那一點點停留於皮毛的認識，沒有可以討論的價值。那隻夠我搭起一個簡陋的框架，擱上許多既不科學也非魔幻的內容。一直寫到第二節末尾我才知道我真正要寫的是什麼。當時，毫無預兆地，一個句子從腦海直接跳到螢幕：“文學病人的症狀與作品的指標一一對應。從他們面板上掠過的每一陣燥熱和微寒，每一個笑點和淚點，每一次走神再回來的時間，都決定了故事的生與死。”
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概念先行的故事，這一點倒是跟絕大部分科幻作品差不多。概念的來源也很簡單——機器人有沒有可能搶掉小說家的飯碗？如今，對於以文字安身立命者而言，出現類似的念頭很自然，甚至連靈感也談不上，更像是一個在無聊的傍晚，某個昏暗的角落裡響起的有一搭沒一搭的玩笑話。
緊接著這個傍晚之後的清晨，我沒有放過這句玩笑。我開始給機器人和小說家的比賽設計規則。順著問題追下去，我發現所謂架空的未來，與現實自然地交疊在一起。我更關心的，不是這場奇怪的比賽的輸贏，而是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文學的——毋寧說是故事的——本質、歷史、現實與未來。
故事的危機，與其說來自機器或者資料，不如說來自人類自身，來自越來越習慣於被“演算法”（無論它來自機器還是商業的、功利的需求）控制的作者和讀者，來自人類在積累了上萬年故事型之後面臨的對於“枯竭”甚或“終結”的現代性恐慌。所以，在《文學病人》裡，我讓人與機器的鬥法最終演變成“作者”與“讀者”的對峙，並且在一場激烈的比賽裡安排一個休整期，讓這兩個陣營都有機會派出代表來背靠背地向我們闡述觀點，從而構成弔詭的、讓人啼笑皆非的對照。用小說敘述者“我”的話說：“這兩撥人熱火朝天地折騰了一通，總算發覺大家都困在同一條戰壕裡，於是決定再努力一把——然而他們各自努力的方向，似乎是互相抵消的。”
讓情節和人物成為演示觀念碰撞的工具，這樣的寫法是否成立，是否達到我想要的效果？說實話，我拿不準。但寫作《文學病人》的那幾天很快樂很過癮，差不多是一個積累了二十年外國文學編輯經驗的人在自言自語，同時排空了一身毒素的過程。在這篇短短的小說裡，我有機會一次性清算自己的文學觀，開兩句瑞典文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的玩笑，還能向自己熱愛的詩句致敬，在文字裡埋藏我的私人閱讀史。小說裡出現了多少文學人物和文學掌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數一數。凡是能夠解釋的，我都在前後文略加照應，有些乾脆就仿照翻譯小說的樣式，直接在頁底加腳註。所以，無論是《百年孤獨》或者《立體幾何》的開頭，還是愛打架的海明威和諾曼·梅勒，都以一種滑稽的狂歡姿態擠在我的小說中，合力製造某種迷人的幻覺：在文學的虛擬世界裡，眾生平等。我們都發著低燒，我們都是文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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