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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寧漢</h2>
比爾·康寧漢跟權威過不去，這從來都不是秘密。在某種程度上，那就是他的商標，一個噴火的反抗者，而且他把這個商標轉化成了ALC每年1000萬美元的合約。但是，就像一個人的鼻子、耳朵會隨著年齡增長變得肥大一樣，定義這個人的心理問題也是。如果活得足夠久的話，我們都會變成自己的諷刺漫畫。於是在過去的幾年裡，隨著比爾的權力變大，“去你的”這種態度也日漸惡劣。時至今日，他已經像古羅馬愷撒大帝一樣，內心深處相信自己可能是個神。
究其根本，這也是為什麼當整間公司都在為他聲稱的“電話竊聽”嘰嘰歪歪時，他仍能上節目。不過，如果他能坦承的話（他不能），他不得不承認，戴維的死與這件事關係很大。危機時刻產生了憂傷反應和權力真空，比爾對此加以利用，藉機傳達他所謂的“領導力”，但實際上是一種道德欺凌。
“你們是要—”他說，“讓我搞清楚，你們是要在全面開戰的時刻開除我。”
“比爾，”唐·裡柏林說，“不要走這一步。”
“不，我要—你需要正式說出來—這樣等我告訴你，要你賠10億美元的時候，我就能言之有物。”
唐瞪著他。
“老天爺。戴維死了。他的妻子死了。他的—”
他沉默片刻，受不了這麼巨大的衝擊。
“他倒黴的女兒。而你卻—我甚至不能大聲說出來。”
“完全正確，”比爾說，“你不能，但我能，我就是幹那個的，有話就大聲說出來。沒有人願意問的問題，我來問—幾百萬人就是因為這一點才看這個頻道。人們開啟電視看我們自己老闆的死亡報道，卻看到某個補位機器人戴著費雪牌假髮在讀提詞器上的觀點，你說他們會不會跑去看CNN。戴維和他的妻子、女兒—在該死的洗禮上我還抱過她—正和本·吉卜林一起躺在大西洋底的某個地方，我聽說本正面臨指控。每個人都在用‘意外’這個詞，就好像這個地球上沒有人有理由想讓這些人死。那為什麼一個坐防彈豪華轎車、有防彈玻璃辦公室的人會被一枚該死的火箭炮打中。”
唐望向富蘭克林，他是比爾的律師。唐已經知道，在常識和營銷天才的對戰中，營銷就要勝出。富蘭克林微微一笑。
於是就這麼透過了。週一早晨，比爾·康寧漢回來上節目，即墜機發生後的三個小時。
他坐在攝像機前，頭髮沒梳，襯衫袖口捲起，領帶歪斜，以求達到所有的意圖和目的，讓他看起來像個被悲慟擊垮的人。然而，他一開口，態度卻很強硬。
“讓我把話說清楚，”他說，“這個組織、這個星球失去了一個偉大的人，一個朋友和一個領袖。沒有他，我現在不會坐在你們的面前—”
他停頓一下，整理心情。
“—如果不是戴維·貝特曼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潛力，我今天還在俄克拉荷馬州報天氣，我們一起打造出這個頻道。他娶美琪的時候，我是他的伴郎。我曾經是他女兒瑞秋的教父。所以我感覺，我有責任見證他的謀殺案得到解決，那些兇手被繩之以法。”
他向前探身，定定地凝視鏡頭。
“對，我說的是謀殺，不然還能是什麼？一個權力人士的城市裡最有權力的兩個男人，他們的飛機消失在黑暗的大西洋上空，一架前一天剛剛做過保養的飛機，由頂尖的飛行員駕駛，他們沒有向飛行控制站彙報機械問題，卻莫名其妙地在起飛18分鐘後從雷達上消失了。看著我的臉，地球上沒有人能說服我，讓我相信這裡面不牽涉任何的違規行為。”
那天早上的收視率是頻道史上最高的，而且仍在繼續攀升。隨著第一塊殘骸被找到，第一具屍體被沖刷上岸—艾瑪·萊特納的屍體，於週二被漁人島上一個遛狗的人發現，莎拉·吉卜林的屍體在週三早晨被一名捕蝦的漁夫撈上來。比爾似乎就超越自我了，像一場勝負難分的第七場比賽下局的替補投手。
那一天，比爾把發現人體殘骸這件恐怖的事引向更深的陰謀。本·吉卜林呢？戴維·貝特曼呢？飛機上的乘客加機組成員共有11個人，還有7具屍體仍未找到，包括最有可能被尚且未知的勢力作為目標的兩個人，這看起來還不夠明顯嗎？如果如報道所說，本·吉卜林和妻子坐在一起，為什麼她的屍體被找回了，他的卻沒有？
還有，斯科特·伯勒斯這個角色去哪兒了？為什麼他還堅持躲著全世界？他有沒有可能與墜機事件有關？
“顯然他沒把知道的全說出來。”比爾告訴在家看電視的人。
自從第一隻靴子落地後，調查組內部的線人就一直在往ALC彙集資訊。由此，他們可以先於所有人曝出座位表。他們也是第一家曝出新聞，說吉卜林的公訴即將開始的。
比爾爆出訊息，說男孩JJ抵達機場時一直在睡覺，是被父親抱上飛機的。他與事件的私人關係，他在主播臺後的馬拉松式直播，不時還要暫停振作一下，這一切都讓觀眾很難換臺。他會徹底崩潰嗎？他接下來會說什麼？一小時又一小時，比爾把自己塑造成了某個烈士，像是站在參議院裡的吉米·斯圖爾特1，拒絕屈服和投降。
但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連非正式渠道洩露的訊息看起來都很假。失事地點真的沒有新線索了嗎？所有其他的團隊都有吉卜林的新聞了，《時代》週刊週日刊出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詳盡地顯示他的公司如何幫朝鮮、伊朗和利比亞洗了幾十億美元。比爾沒什麼興趣繼續挖坑，他淪為一名評論員，重新去翻舊賬，對時間線指手畫腳，朝地圖大吼大叫。
然後他有了一個主意。
比爾在果園街的一間潛水酒吧與納摩見面，這裡的燈箱是黑的，沒有招牌。他選擇這裡是因為，他估計那些頹廢的新貴自由主義精英不會認得他的臉。那些鬍子拉碴的莎拉·勞倫斯學院2畢業生喝著手工啤酒，以為每個保守的評論家都不過是他們老爸的一個朋友。
作為準備，比爾把他標誌性的揹帶褲換成了T恤和飛行皮衣。
那間酒吧“泳吧”的風格就是低亮度和有發光魚缸，有種九十年代中期科幻動作片中的氛圍。他點了一杯百威，在海水大魚缸後面找到一張桌子，然後盯著大門等他要等的人。坐在魚缸後面讓他有種在水底的幻覺，透過玻璃，房間開始具有哈哈鏡的質感，就像海洋升高吞沒大地後，一間潮人酒吧的樣子。才剛過晚上九點，這個地方已經有很多人了，都是兄弟幫和第一次約會的潮人。比爾啜飲著啤酒之王，打量起當地的人來。一個金髮女孩，胸部還行，有一點兒小胖。某個戴鼻環的東亞人，看起來像是菲律賓人。他想起之前和他上床的女孩，一個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畢業的22歲實習生，被他壓在辦公桌上，在六分鐘輝煌的風鑽後入式的撞擊後，伴著“盯著門”的說話聲，他在她的棕色頭髮裡咳嗽，一口氣達到高潮。
那個人穿著雨衣進來，耳後彆著一根沒抽的香菸。他四處隨意看看，見到比爾被魚缸放大的可笑的大頭，走向他。
“我估計你以為自己很隱秘，”他說，溜到卡座坐下，“選了這麼個破地方。”
“我的核心受眾是55歲的男性白人，每天早晨需要兩大勺纖維素才能拉出一條稍微像樣的屎來。我想我們在這裡很安全。”
“只不過你是坐城裡的車來的，此時此刻車就在路邊瞎轉，引人注目。”
比爾掏出手機告訴司機去兜圈。
比爾是在去德國的一次公費旅遊中認識納摩的，當時是小布什的第一個任期。當地一個NGO把納摩介紹給他，說他是個該認識的人，這孩子轉眼就給他提供了黃金資訊。因此比爾開始培養他，請他吃飯，給他買話劇門票，任何東西；而且只要納摩想找人聊天，比爾隨時奉陪，這種事通常發生在深夜一點半以後。
“你發現什麼了？”他把手機放回口袋後，問納摩。
納摩四下看看，同時測定音量和距離。
“竊聽平民太簡單了，”他說，“我們已經盯上空乘的父親、飛行員的母親以及貝特曼家的姨媽和姨夫。”
“埃莉諾和—叫什麼來著？道格。”
“沒錯。”
“他們一定昏頭了，”比爾說，“贏了該死的孤兒樂透獎。那孩子應該會繼承大約三億美元。”
“但是，”納摩說，“他畢竟還是一個孤兒。”
“嗚嗚嗚，我希望我也是個孤兒。我母親在包吃包住的宿舍裡把我養大，她用漂白劑避孕。”
“好吧，所有三部電話都被竊聽了，她的手機、他的手機和家裡的座機。我們會先於他們看到他們所有的電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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