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之前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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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步聲越來越近。雖然耳中有轟鳴聲，但我還是聽到了腳步聲。我那混亂的頭腦突然間清醒過來，發出一條明確的指令：把它藏起來。我把游標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號上，點了下去，馬特的臉就這樣從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著聲音轉過身，背對著自己的工位隔間。向我走來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嗎？我又回頭瞥了一眼電腦螢幕。沒有照片，只有開啟的資料夾，有五個檔案。我關得及時嗎？

我腦中有個細微的聲音質問這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把它藏起來。這是馬特。我的丈夫。難道我不應該跑到安保部門，質問為什麼俄羅斯人會有他的照片嗎？我的胃裡一陣翻騰噁心。

“開會？”彼得說，一側的眉毛透過厚厚的眼鏡框翹起。他站在我面前，穿著休閒鞋，緊身卡其褲，紐扣襯衫繫到最頂部的一個釦子。彼得是團隊中的高階分析員，蘇聯時期就開始幹這一行，過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導師。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俄羅斯的反情報工作。他沉穩老練，很難讓人不尊敬。

此時他的臉上沒有異色。只有一點疑問——我要不要參加晨會？我覺得他沒有看到。

“不能。”我說，聲音尖銳，很不自然。我使勁兒壓低音調，儘量不顫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點了點頭，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腦袋，沒有任何別的動作。他的表情正常，沒有疑惑。“希望她好起來。”他說著轉身走向會議室——一個有玻璃牆的房間，看起來不應該是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會議室，反而更像個創業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確信他沒有回頭看我。

我轉過椅子來到電腦前，看著已經空白的螢幕。我的腿已經痠軟，呼吸急促。馬特的臉。在尤里的電腦裡。我的第一反應是把它藏起來。為什麼？

我聽到團隊其他成員慢步走向會議室。我的工位離會議室最近，去會議室的人都要經過。這裡在一片小隔間的最遠端，平時都很安靜，除非有人去會議室或再往裡走的限制區域——分析員可以躲到這裡，調閱最機密敏感的檔案，這些資訊極具價值，很難獲取，如果俄羅斯人知道我們得到了這些情報，一定會追蹤洩露情報的人，並幹掉他。

我顫抖著吸了一口氣，又吸了一口。聽到他們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我轉過了身。最先過來的是瑪爾塔。特雷和海倫並肩走過，輕聲聊著。然後是拉斐爾和伯特，伯特是我們的團隊主管，他的工作無非是編輯一下檔案。彼得是真正的頭兒，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的潛伏間諜組共有七個人。其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團隊，因為我們與俄羅斯反情報中心的其他團隊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他們的情報很多，多到不知該如何處理。而我們幾乎什麼情報都沒有。

“你來開會嗎？”瑪爾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來，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牆上。她說話時嘴裡飄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塗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瑪爾塔以前是一線探員，喜歡威士忌，也喜歡回味在前線工作時的榮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頭針開門鎖，那個大頭針還是上芭蕾舞課的埃拉落在我包裡的。

我搖了搖頭。“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開手，繼續向會議室走去。其他人走過的時候，我都微微一笑——這裡一切都很正常。他們都走進玻璃屋子，伯特關上了門，我又轉身面向螢幕。那些文件，那些混亂的斯拉夫文字，讓我的身子顫抖。我低頭看了看螢幕一角的時鐘。還有三分鐘就得離開。

我的胃絞成一團。我現在不能離開吧？但是又別無選擇。如果沒有按時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們就出局了。學校裡每個班都有長長的候補名單，根本就不會猶豫。而且，我留在這裡又該做什麼呢？

有一種方法肯定能找到馬特的照片在這裡的原因，而瀏覽更多的文件肯定是不行的。我嚥了一口唾沫，感覺有些噁心，挪動游標關上了“雅典娜”，然後關上電腦，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門外走去。

<b>他被設為目標。</b>

我來到車旁時，手指已經凍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著，現在我敢斷定了。

他不是第一個。在過去一年裡，俄羅斯比以往更活躍。最開始是瑪爾塔。一個東歐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裡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奧尼爾酒吧喝了些酒。接觸過幾次之後，那個女人就直截了當地問瑪爾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誼”。瑪爾塔拒絕了她，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她。

隨後是特雷。當時他還住在一間小屋裡，“室友”塞巴斯蒂安經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臉色慘白，渾身顫抖，走向安保部門。後來聽小道訊息說他收到一封勒索郵件——兩人行不軌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脅他。如果他不出來會面就把照片發給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羅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們知道我的身份，那麼弄清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們的弱點也同樣簡單。

我扭動鑰匙發動汽車，卡羅拉汽車像平常一樣發出哽咽般的聲音。“快點兒。”我嘟噥著又轉動了一次鑰匙，聽到引擎喘息著發動起來。幾秒鐘之後，通風口噴出一陣冰冷的空氣。我轉動按鈕盤把空調溫度調到最高，又搓了搓雙手，掛倒擋從車位裡開了出來。我應該先熱一下車，但是沒時間了。時間總是不夠。

這輛卡羅拉是馬特的車，在我們相遇之前他就已經有這輛車了。毫不誇張地說，這輛車快報廢了。我懷上雙胞胎的時候換掉了我那部舊車，換了一輛商務車，二手的。馬特開那輛家用車，因為大多數時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機械地開著車，精神有些恍惚。開得越久，胃裡絞得就越厲害。我並不擔心他們把馬特設為目標，真正令我擔憂的反倒是那個詞。朋友。是不是說明馬特在某種程度上是共謀？

馬特是軟體工程師。他根本不知道俄羅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們有多冷酷，不知道他們會以最小的點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絲與他們合作的意願，他們也會加以利用，不斷開發，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學校時只剩下兩分鐘。走進教學樓，迎面一陣暖流襲來。教導主任是個女人，特點鮮明，總是皺著眉頭，她下意識地瞥了一眼鍾，衝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這一瞪是什麼意思，是“怎麼花了這麼長時間？”還是“你這麼早就下班過來了，顯然早上送孩子來的時候她就已經病了。”我從她身旁走過，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內心卻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麼病，但肯定是在這裡染上的。

我走過教學樓走廊，兩邊掛著孩子的藝術作品——手印北極熊、亮閃閃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緒卻飛到了別處。朋友。是不是馬特做了什麼，讓他們認為願意合作？他們只需要一點點跡象。某個跡象，任何跡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紅黃藍色彩斑斕。她在教室的一個小角落裡，獨自一人坐在亮紅色的兒童沙發上，腿上開啟著一本硬皮的圖畫書。看來是和其他孩子隔離了。她穿了一件我毫無印象的紫色打底褲。我隱約記得馬特說過要帶她去購物，一定是他帶著她買的。她長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過去，伸開雙臂，露出誇張的笑容。她抬起頭，警惕地看著我：“爸爸呢？”

我有些難堪，但還是硬擠出笑容：“爸爸帶凱萊布去看醫生。今天我來接你。”

她合上書，放回書架，說：“好吧。”

“我能抱抱你嗎？”我的胳膊張開著，雖然耷拉了下來。她盯著我的胳膊看了一會兒，然後走過來抱住我。我緊緊地抱著她，臉埋進她那柔軟的頭髮裡。“親愛的，抱歉讓你覺得不舒服了。”

“我還好，媽媽。”

<b>媽媽？</b>我如鯁在喉。今天早上還叫我媽咪呢。千萬別再也不叫我媽咪啊，我還沒準備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對著她，又擠出一絲笑容。“我們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嬰兒房外的長凳上，我則走進房裡接蔡斯。這個房間很壓抑，就像它七年前給我的感受一樣——換尿布臺，成排的嬰兒床和成排的高腳椅。那是我第一次來這裡——為了生盧克。

我走進嬰兒房的時候，蔡斯坐在地上。沒等我來到蔡斯身邊其中一位年輕的老師就抱起了他，將他抱得緊緊的，還在他臉頰上親了親。“真是個乖巧的孩子。”她說著朝我笑了笑。我看著他們，突然有些嫉妒。這個女人能看到他邁出第一步，能在他蹣跚學步的時候伸出雙臂扶住他，而我卻只能待在辦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時候那麼自然，那麼愜意。這也難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

“是啊，可不是嘛。”我說，聲音卻有些奇怪。

我給兩個孩子都穿上寬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經是三月，天卻冷得出奇——然後將他們放進安全座椅，那種堅硬、狹小的安全座椅在卡羅拉的車子後排勉強能放下三個。它們質量好且能安全地放在商務車裡。

“親愛的，早上過得怎麼樣？”我從停車位裡倒車出來，從後視鏡裡看了一眼埃拉。

她開始沒出聲，過了一會兒才說：“我是唯一一個沒去做瑜伽的女孩。”

“真抱歉。”我說，但話一出口我就知道說錯了，我本該說些別的。接下來的沉默使人壓抑。我按下音響鍵，放了兒童音樂。

我朝後視鏡瞥了一眼，埃拉正安靜地看著窗外。我應該再問一個問題，吸引她講講今天過得怎麼樣，但是我什麼都沒有說。那張照片在我腦中揮之不去。馬特的臉。我想這應該是最近的照片，大概一年內照的。他們監視他、監視我們到底多久了？

從學校開回家的路程並不長，車蜿蜒地穿過一個差異顯著的社群：新建的麥氏豪宅旁邊是我們家的老房子。六個人住這樣的房子實在太擠，而且房子很老，老到了說我的父母是在這裡長大的都有人相信。誰都知道華盛頓郊區的房子很貴，而貝塞斯達是其中最貴的區域。但這裡有全國最好的學校。

我把車停進家裡的車庫，齊整的車庫像個箱子，能停兩輛車。車庫前有一小塊前廊，是原來的房主加建的，與房子的整體風格並不搭。我們開始以為會常用，但其實卻並沒有。我懷盧克的時候，我們買下了這座房子，這裡學校很好，所以當時我們覺得這筆鉅額房款很值。

我看了看正門旁懸掛的美國國旗。這面旗子是馬特掛的，他換掉了褪色的那面旗。他不會與我們的國家為敵的，我知道他不會。但是他是不是做過某些事，使那些俄羅斯人覺得他會背叛美國？

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是因為我才被設為目標的。因為我的工作。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藏起了照片，是吧？如果他陷入麻煩，那就是我的錯。我要盡全力幫他擺脫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