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洛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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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兩個月，在報紙的頭條上總能看到奧利弗·瑞恩的名字。我現在已經拒絕再接受任何的媒體採訪。對於他襲擊他妻子的事，我總感覺自己多少也有一定的責任。雖然很可悲，但每當聽到他的名字，我總會立刻不自覺地想起1973年的收穫季，四十年前的傷疤便又一次被揭開，那徹骨的傷痛絲毫沒有一點減輕。

無論你多麼努力，人對於自己人生中最黯淡的時刻是永遠無法忘懷的。這麼多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能改變曾經發生的事。假如當時這樣做了，假如當時那樣做了……可是時間終究無法使傷口癒合，傷痛始終還在。只是人會漸漸習慣那個傷疤的存在，僅此而已。

但是，在事情被漸漸淡忘之前，我必須要弄清楚事情的所有頭緒。要解釋這一切就必須要追溯到我父親生活的時代，要理清所有的因果關聯。

因為飽受戰爭的摧殘，父親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老很多。戰爭時期我還是個年幼的孩子，只知道有段時間總會有一撥一撥的訪客來到家裡。現在我知道他們是受到父親庇護的猶太人家庭，到我家是為了躲避維希政權下的波爾多州長對他們的迫害。據後來披露，這位公僕曾下令將包括二百二十三名兒童在內的共一千六百九十名猶太人從波爾多境內驅逐至巴黎附近的德朗西臨時難民營，隨後再移送到東部的死亡集中營。

如此多的同胞沒有任何過錯卻要經受這樣的殘害，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我想，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每天都仍有種族屠殺在發生，只是對我們而言，關掉電視機或略過報紙上的相關新聞，假裝根本沒有這種事情發生要更容易些罷了。

我父親是個英雄，既有智慧又有高尚的品德。在我們的家園被敵軍佔領不久後，我母親就去世了，這令父親傷心欲絕，但母親在臨終前就預料到了即將發生的慘劇，並要父親向她保證，一定會竭盡所能保護我們的朋友，不管他們有什麼樣的宗教信仰。我們住在我父親家族歷經七代傳下來的城堡裡，生活十分安逸。我們生產的美酒佳釀銷往歐洲各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我父親不像母親那般具有生意頭腦，母親去世之後他只能艱難地支撐著。維希政府的暴行讓他震驚不已、心煩意亂。

他邀請了幾個猶太裔家庭在露臺臺階下的酒窖裡安家，尤其是在1942到1944年期間，是法國當權者全力推行種族集中隔離的時期。父親拒絕沉默，曾經多次向地方行政區的秘書長陳情，最終都徒勞無功。於是他只得憑藉自己的力量，依靠當地線人提供的資訊，在政府的集中行動開始前，就搶先一步把人都集中起來。我的塞西爾姨媽積極活躍在城市裡的抵抗運動前沿，透過朋友們的關係網，她成功地配合營救了許多被蓋世太保盯上的家庭。這些家庭必須要避人耳目，雖然城堡裡有足夠的空間供他們容身，父親還是覺得這樣風險太大。我們的城堡所處的山谷被兩山夾抱，很容易被監視，所以白天他們全都不能出來。如果有突擊檢查，也不能留下他們的任何蹤跡。所以父親著手把地窖改造得更適宜居住些。他明白這樣做是在拿家族生意冒險，畢竟這期間家裡的釀酒工作不得不暫停下來。他透過一些朋友從瓦朗斯訂購了一些油燈、毯子、書籍和衣物，以免在本地訂購引起懷疑。他都是在夜間收貨，他和一些值得信賴的朋友一起，為那些無處藏身的家庭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避難所，直到能有機會送他們北上穿越國界去瑞士，到了那裡，他們就能夠免遭迫害。作為一個孩子，家裡時常有新的面孔進進出出，對我來說很是激動。但那時的我太年幼，看不出他們臉上的悲傷和絕望。那個時候，我還一直接受著家庭教學，又是獨生女，但父親讓我懂得了在緊要時刻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在開展這些行動的同時，父親也會一如既往地騰出時間來陪伴我，他教我懂得這世間的道義所在，也讓我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我永遠排在第一位。

1944年5月，就在解放前夕的幾個月，在蓋世太保的一次午夜突襲中，棲身在我家地窖中的猶太家庭被發現了，其中還包括我最好的朋友薩拉和瑪麗安妮。那之後我再也沒見過她們，後來才得知她們和她們的家人都死了，有的是在試圖逃離德朗西集中營時被射殺而亡，有的則死在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

蓋世太保查封了我們的家，我父親也被本地警方逮捕了，我則被送到了城裡的塞西爾姨媽家。我有六個月的時間沒有見到父親，但每個夜晚都會祈禱他能平安歸來。這些事情大都已被我淡忘，這讓我多少有些羞愧，但當那些曾經經歷過那場噩夢的老人給我講起當年發生的事時，所有的一切又都歷歷在目。

解放後我們一家回到戴格斯城堡共度聖誕節，但我們曾經美好的家園已經面目全非。房子裡的地毯、油畫、傢俱和寢具全都已經被洗劫一空。地板也被拆來做了柴火。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他在獄中遭遇的一切已經將他擊垮。那時的他僅僅四十八歲。

許多年過去後，我提出讓他買一臺印表機，並把我們過時的文件系統進行一下現代化升級，這樣用起來也比我們從前管理農場所使用的分類賬要容易些。父親毅然決然地拒絕了，那時他才告訴我他在入獄期間曾經被迫用印表機打出驅逐令。這件事他從未告訴任何人，雖然他曾經有如此多的英雄事蹟，但因為這件事，他心中剩下的只有恥辱。他不願讓自己所愛的人為他揹負罪責，在我眼裡非常崇高，然而獨自承擔這樣的痛苦定會啃噬一個人的靈魂。正如世人所知，蓋世太保的兇殘程度，在其瀕臨潰敗之際尤為甚之。

我還記得當時我和父親相擁在僅剩斷壁殘垣的藏書室裡，曾經擺放著諸多珍貴典籍的書架已被洗劫殆盡，我們只能從廢墟之中挑選出殘存的一些書籍，我甚至還記得當時父親懷抱中的溫度。父親是位藏書家，我記得當時他就發誓一定要最先修復這個房間。

由於在藏匿那些猶太家庭期間我們的釀酒廠停止了生產（酒廠的運作必須要使用酒窖），而後來父親的精神也變得極度脆弱，根本無法重新管理酒廠，所以我們沒了收入，只能依靠他僅剩的一點祖產度日。我們封閉了房子的一側翼樓，將自己的生活空間縮小到僅有的幾個房間裡。我養尊處優的童年生活就此結束了，但那時的我對生活水準並沒有什麼概念，自然也就談不上留戀。當時我太過年幼，根本不懂得貧富的差異。我很高興能夠去本地的公立中學上學，而父親則絞盡腦汁地想讓那些疏於照料的葡萄樹恢復生機。父親懇求塞西爾姨媽搬來與我們同住。他堅持認為我的人生中必須要有個母親般的角色存在。塞西爾姨媽是我媽媽的姐姐，一直未婚。從我媽媽僅剩的一些照片裡還能看出她們有些許相像，但塞西爾姨媽卻不像媽媽那樣是個美人。她不知道要怎麼跟小孩相處，我們總是為了一些荒唐的小事發生爭執。我父親也漸漸厭倦了當我們之間的調停人，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明白，如果父親信任她，那我也應該信任她。我現在突然想起，他們似乎曾經是情人。我腦袋裡還有一些片段，好像曾經很尷尬地撞見他們在一起過，但這些都不要緊。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裡，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沒有真正認識到，為了要當好我的監護人，她做出了多少犧牲。

是塞西爾姨媽告訴我要怎樣做一個女人，並在我初潮來臨時給我遞上了衛生巾。對此我感激不盡，因為我的父親一向古板，這樣的談話絕不可能在我們之間發生，不過後來他卻用行動證明了自己是個男女平等主義者。

我在學校成績平平，但最後卻以優異的成績畢了業。父親覺得是時候讓我去波爾多或者巴黎上大學了，可我是個小鎮姑娘，根本無法想象自己離開朋友、父親和塞西爾姨媽去適應新的生活圈子。村裡的女孩們都沒有上過大學，我覺得自己跟她們也沒什麼不同。她們充其量只能在我家地裡找份活兒幹，我也不想讓自己與眾不同。她們都是善良、誠實的人。除此之外，我家的條件也無法供我在巴黎大學讀三年書，而且我覺得自己需要學習的東西都能在克洛尚學到。我並沒有什麼野心，並不像我父親想的那樣，想成為一名醫生或是律師，但又不敢告訴他。當我最終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的想法時，竟然明顯地感覺到他鬆了一口氣。父親和我變得非常親密，隨著年歲漸長，身體逐漸衰退，他也越來越依賴我。

我被安排給市長當秘書，這是份象徵性的工作，一星期只需要上五個半天的班，然而在那裡工作的十年裡，真正讓我覺得吃力的卻是要如何躲避市長不規矩的手，我時常得指出他已經年紀一大把了，還得大聲地提醒他要對自己的妻兒負責。

市長對我動手動腳的事我對父親隻字未提。他如果知道了一定會很震驚，不過我已經足夠堅強，並且有能力對付那個老傢伙。

我們已經開始了家裡的修復工程，這個過程漫長而費力，每天下班後的下午，我都會回到家，幫著父親和塞西爾姨媽一起養護土地、修理房屋。

我和村裡的年輕人們保持著社交往來，也會參加本地的各種狂歡節和舞會，但我並不想交男朋友。有好些本地的男孩子追求我，我也會跟他們打情罵俏，互相親吻什麼的，甚至還算得上調情高手，但我卻無法愛上誰。我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因為我大多數朋友在結婚前都會有好幾次戀愛經歷，可我的內心裡卻總是會想：“父親會願意讓這個男孩進入他家嗎？父親會願意讓我嫁給這個男孩嗎？父親能接受這個男孩嗎？”對這些問題，我腦中能想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想，我的女性朋友們都很同情我，我參加了一個又一個婚禮，她們總會安慰我說，下一個結婚的一定會是我，還會給我介紹她們的表兄弟和朋友，可我卻寧願單身。

接下來的十年裡，葡萄園一點一點地重新振作了起來。我父親在整個地區成了一個傳奇般的人物。許多村民都感到萬分愧疚，在最可怕的那段時期裡他們沒能為我們做些什麼，但我們能夠理解他們的恐懼。甚至連那些臭名遠揚的通敵者都扭頭回來幫助我們了，父親大度地接受了他們的幫助，他知道這樣其實是在幫他們贖罪。我們制訂了宏偉的計劃，要讓這棟房子重現當年的輝煌，然而真正實施起來，進展卻無比緩慢，而最後的結果也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我三十二歲的時候，我親愛的塞西爾姨媽在睡夢中平靜地去世了，父親又一次被奪走了摯愛的親人。我也同樣悲痛萬分，但父親卻不同，無論他和塞西爾姨媽是否曾是情人，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彼此的知己，而據我猜測，通常他們談論的唯一話題就是我。塞西爾姨媽認為父親沒有堅持送我上大學是個錯誤。她覺得我在這個偏僻落後的小地方永遠也找不到合適的丈夫。她去世後，父親開始擔心事情被她說中了。我沒有子女這件事讓他憂心不已。那時候，我已經有過一些約會的經歷，而且早在鎮上屠夫的侄子皮埃爾來克洛尚過冬時我就把處子之身給了他，到了冬末，他開始乞求我嫁給他。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同乾柴烈火一般充滿激情，但我卻無法從中看到未來，可憐的皮埃爾只得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離開了村子。父親求我嫁給他，或是嫁給任何人都行，可我拒絕了，堅稱自己不想要丈夫，也永遠不會結婚。父親意外地降低了他的期望，說我找個情人也行。我很震驚，震驚的不是找情人的主意，因為這對我來講完全能夠接受，我震驚的是這個提議居然會從我父親的嘴裡說出來。

“可你需要一個孩子啊！”他懇求道，“等我走了，你身邊就什麼人都沒了！我現在一天天老了，不中用了，還有你能照顧我，可等你老了以後，誰又來照顧你呢？沒有人啊！到那時又有誰來接手這些家業呢？”

父親的憂慮不無道理。可看看村裡這個潛在的基因庫，除了皮埃爾，我實在找不出合適的人選能成為我孩子的父親，可他也已經結了婚搬去了北邊的裡摩日。

我跟皮埃爾那次私通到那時已經六七年了。他強壯、英俊，還愛好古老的地圖和書籍。我都開始後悔當初沒有接受他的求婚了，我想他當初是真心實意的。他從未見過我父親，可他們有很多共同興趣，例如書籍和我，所以他們說不定還能成為朋友。

皮埃爾每年都會來拜訪他叔叔一次，我還有生理週期這個小問題需要考慮。我知道自己這樣是在自欺欺人，也許就算我告訴他真相也不會影響最後的結果，但我還是很害怕如果我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請求，皮埃爾與生俱來的正派原則會阻止他背叛自己的妻子。我不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身上能有皮埃爾的優秀品質嗎？

打定主意後我開始勾引皮埃爾，但他只會在他叔叔那裡停留兩星期的時間，他叔叔是本地歷史最悠久的食品商人，所以我的機會非常有限，在這期間只有四五天的時間能受孕。

一開始，出於對妻子的忠誠和對我個人幸福的考慮，皮埃爾並沒有回應我，我知道他喜歡我，但還是費了好些唇舌才說服了他，謝天謝地他沒有讓我低三下四地覥著臉求他。接下來一連三晚，我們都一起在他叔叔的屠宰場的配樓裡度過。這樣的地方對孕育新生命來說算不上什麼風水寶地，不過山間的微風吹走了屠宰場的血腥之氣，我們在幾杯茴香酒的幫助下也忘了周圍的環境。皮埃爾是個熱情而溫柔的情人，但很遺憾這樣的溫情只是暫時的，很快他就要回到裡摩日他妻子的身邊去。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有點愛上一個人了。皮埃爾非常體貼，而且他身上有一種純真，在他離開的時候，我覺得這種純真似乎被我給玷汙了。他覺得是他引我墮落，滿心的歉意使他整個人都快要發狂了，我向他保證絕不會再提及此事。我堅持讓他第二年不要再回到村裡來，而且在做完這件蠢事之後我們彼此都要翻過這一頁不再回頭，他也一定得盡最大的努力去補償他的妻子。皮埃爾信守他的諾言，從此跟我保持距離，而我的心裡則是交織著愉快與歉意。

後來我確認自己懷孕了，父親十分高興，1967年，我的寶貝讓·呂克來到了這個世界，他出生時強壯而健康，這讓我們甚是寬慰。我知道對有些家庭來說，未婚生子是件有辱家門的事，也可以肯定村子裡已流言四起，但也許是出於對父親和我的尊敬，他們開始稱呼我為“那個寡婦”。在那個年代，做一個喪偶的妻子總好過當一個單身母親。這讓父親覺得很有趣，他的調皮勁也終於又回來了，就好像我們成功地玩了一次惡作劇，把所有鄰居都捉弄了一番似的。他甚至還會眨著眼說：“那位寡婦早上好呀！”

從讓·呂克出生那一刻起，父親和他就再也分不開了。父親用皮帶做了一個揹帶把讓·呂克背在背上，無論去市場裡忙生意還是去市長辦公室，或是到地產經理那裡辦事，都會帶著他。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父親的情緒也慢慢好起來，但他的身體狀況仍然在漸漸走下坡路。當聽到讓·呂克說出的第一個詞是“外公”時，我努力讓自己別生氣，畢竟從他出生起，父親就一直在教他這個詞了。讓·呂克的存在讓我和父親的生命都變得完整。直到我生下他，並設想過沒有他的生活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需要我的孩子。

接下來的幾年，我的父親又恢復到了從前的樣子，整個人煥發著新的精神和活力，彷彿那場戰爭從來沒有發生過。在那片掙扎求生的葡萄園旁邊我們又種下了一片桃園，另一側則添上了一片橄欖園。讓·呂克的到來一定程度上給這片莊園帶來了福音，我們的經濟狀況也漸漸有了好轉。我們開始季節性地僱用一些外來勞工到地裡工作，男人和女人都有。就這樣一直持續到了1973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