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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各答一直在謀殺我。

——卡比塔·辛哈

加爾各答不肯放我們離開，這座惡臭的城市又糾纏了我們兩天。

阿姆麗塔和我不肯丟下維多利亞。哪怕是在警察做屍檢或送葬人整理遺容的時候，我們也堅持守在隔壁的房間裡。

辛格說，我們還得在加爾各答待幾個星期，至少要等到審訊結束。我回答說不行。我們分別對著一位看起來十分乏味的速記員陳述了一遍證詞。

美國大使館的人從新德里趕來了，那個男人真是隻多管閒事的小白兔，他名叫唐·沃登。面對那些尸位素餐的印度官僚，他的處理方式就是向對方道歉，然後回過頭跟我們解釋，完全是因為我們執意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帶著孩子的屍體回國，所以才會搞得這麼麻煩。

週六我們最後一次乘車前往機場。我們租了輛老舊的雪佛蘭，沃登、阿姆麗塔和我擠在後座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車裡悶熱潮溼，但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睛緊緊盯著前面那輛醫院的白色小麵包車。雖然交通擁擠，但它沒有開啟緊急燈。沒什麼可急的。

在機場我們又耽擱了最後一次。一名機場官員和沃登一起走過來，兩個人都在搖頭。

“怎麼回事？”我問道。

印度官員抹了抹自己髒兮兮的白上衣，沒好氣地迸了幾句印度斯坦語。

“什麼？”我完全聽不懂。

阿姆麗塔開始翻譯。她累得不想抬頭，聲音也低得幾乎聽不見。“他說我們花錢買的那口棺材不能上飛機。”她疲憊地說，“金屬製的航空棺材已經送到了，但運送……運送屍體……需要的檔案還沒有得到相關部門的簽字批准。他說，我們可以週一去市政廳辦理必要的檔案。”

“沃登？”我站起來喊了一聲。

大使館的人聳聳肩。“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法律和文化。”他說，“我一直覺得，如果你們願意在印度火化屍體，那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女神迦梨掌管著所有火葬場。

“過來。”我說。我帶著他們穿過背後的門走進一間辦公室，維多利亞的屍體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員看起來很不耐煩，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間角落裡。

“沃登先生，”我低聲說，“現在我要去隔壁房間，把我女兒的遺體裝進他們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膽敢進來，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撓我，那我就殺了你。明白了嗎？”

沃登眨了好幾次眼，最後點了點頭。我走向那位官員解釋了一下。我的聲音並不大，說話的時候我的手指輕輕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著我的眼睛，那眼神裡的某些東西鎮住了他。當我解釋完畢，穿過來回晃動的門走進隔壁光線昏暗的房間，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維多利亞在等我。

那間屋子十分狹長，裡面空蕩蕩的，只有幾堆盒子和無人認領的行李。房間盡頭有一條金屬輥的傳送帶，那口鋼製航空棺材敞開放在傳送帶旁的櫃檯上。而在房間的另一頭，裝貨平臺旁邊的長凳上放著我們在加爾各答買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猶豫地掀開了蓋子。

維多利亞出生的那天晚上，我們準備好的儀式中有一個重要的環節，我為此緊張了好幾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醫院鼓勵新爸爸親手把寶寶從產房送進隔壁的育嬰房，完成必需的稱重和測量流程，然後再把新生兒送回休息室裡的母親身邊。這事兒讓我擔心了挺長一段時間。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這個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經歷了女兒出生的激動和愉悅，當醫生從阿姆麗塔懷裡抱起維多利亞，問我願不願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樓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心依然緊張得怦怦直跳。我還記得自己一邊點頭微笑，一邊暗自惶恐。我記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腦袋，讓那個剛剛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體靠在我的胸口和肩頭。從產房到育嬰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步，自信和愉悅都在我心頭不斷擴大，就像維多利亞在幫助我。我還記得當我突然意識到，我抱著的是自己的孩子，於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來。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記憶。

這次我一點兒也不緊張。我輕輕抱起自己的女兒，託著她的頭，讓她的身體靠在我的胸口和肩頭，和以前的無數次一樣。然後，我走了三十步，來到鋼製的航空棺材旁邊，棺材裡還有白紗鋪成的小床。

航班延誤了幾次才起飛。在機場等待的九十分鐘裡，阿姆麗塔和我一直握著彼此的手。當那架巨大的747飛機終於開始滑行，我們沒有向窗外張望，滿腦子依然想著那口小小的航空棺材，剛才我們親眼看著它被裝上飛機。飛機爬升到巡航高度，我們一直沒有說話。雲層遮蓋了加爾各答最後的身影，我們也沒看一眼。我們帶著寶寶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