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沒有進入多元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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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莉：你的《玉米》、《玉秀》、《玉秧》很有影響，寫的是“文革”裡和“文革”之後三個女性的命運，外文版被翻譯為《三姐妹》。我喜歡《玉秧》，它寫了“一場災難有多長”，——“文革”遺留的日常暴力如何進入我們日常生活，“文革”期間的告密、揭發和懲罰如何延續，小說非常細緻地展示了出來。

畢飛宇：我寫《玉米》是2000年的事，你知道的，我最早渴望的是一個愛情故事，後來“跑偏”了，寫成了現在的這個樣子。現在的問題是，我為什麼會“跑偏”？我認為這個話題對我個人來講也許更有意思。

張莉：小說換了走向，一定會有它的原動力。

畢飛宇：許多事情是要回過頭來看的，我記得那個時候，其實更早，一些學者開始為“文革”唱讚歌，還有理由，比方說：“文革”期間沒有現在這樣的貧富差距，“文革”期間沒有腐敗，“文革”期間農村的醫療衛生比現在要好。——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能不能說，希特勒滅絕猶太人為人類的人口問題做出了貢獻？

張莉：所以，你想表達自己的看法？

畢飛宇：對。我的許多小說其實都是我的發言稿，在許多問題上，我是一個渴望發言的人，但是，我知道我的短處在哪裡，長處在哪裡，我知道用什麼樣的發言方式更適合我，我的不少小說就是這麼產生的。剛才你談到了《玉秧》，在這裡我還想補充一句，《玉秧》是我最為重要的表達之一，雖然《玉秧》沒有《玉米》那樣的影響力，但是，對我而言，它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玉米》，甚至更重要。

張莉：《平原》寫的是“文革”，在2005年被評為年度十大好書。裡面有個知識分子顧先生，他只會背“唯物論”，幾乎被異化到完全沒有日常生活能力。這是對“傷痕文學”知識分子形象書寫的戲擬與反叛。你說過自己是“傷痕文學”的讀者，但對它們不滿意。

畢飛宇：我寫《平原》已經是2003年了，不是1980年，更不是1978年。我和“傷痕文學”作家處在完全不同的精神背景上。事實上，我說我對“傷痕文學”不滿意，完全是看人挑擔不吃力。中國當代文學必須要從那兒經過，這一點毋庸置疑。不過，話又要反過來說，如果我現在的聲音和1978年是一樣的，那是多麼巨大的一個悲劇。一個人和歷史的關係就是這樣奇特，有時候，離得遠了，你反而能看得更加清晰。這不是我有異樣的稟賦，我只想說，時間是一個營養豐富的東西，我們不能被它“過”了，我們得吃它。

從1978年起，我在父親的影響下開始閱讀中國的當代文學，當然，附帶著我還關注思想爭鳴與歷史研究，一直到現在。沒有這三十多年的閱讀、“吃”，我下不了《平原》這顆蛋。

張莉：你的很多小說都是以“文革”為背景的，這表明你是對“文革”念念不忘的作家，“帶菌者依然存在”是你對“文革”的認識和態度嗎？

畢飛宇：“文革”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內容，一、事件，二、精神，這是一個常識。我覺得我們中國有一個巨大的問題，許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誰也不願意說出來。一句話在牙齒的內口還是在牙齒的外口差別是極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話，在內口，頂多就是一個屁。我們都知道一個詞，叫真相，所謂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說出來”，不說出來就不是，真理也是這樣，不能被言說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呢，我想說，牙齒是檢驗真理的第二標準。很可惜，我們太沉醉、太痴迷於“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這個玄奧的東方美學，還有含英咀華的表情。對“文革”也是這樣，我們只談事件，不提精神。我在《平原》的結尾處安排了一個帶菌者的角色，無非是想說出一個簡單的事實，事件結束了，精神卻還在。

張莉：你喜歡使用“文革”語言和政治話語進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諷刺。作為一位對語言敏感的作家，你不是無意識地使用。

畢飛宇：我當然不會認為我是一個對語言沒有敏感的人，但是，我還是要說，《玉米》和《平原》裡的那些語言，我並沒有在寫作之前就把它們預備好，這是真的。我經常說，寫作是一個系統，你只有進入了那個系統你才可以工作。在《玉米》和《平原》裡，我大量地使用了“文革”語言和政治話語，為什麼會這樣？我告訴你——光線暗了，我們的瞳孔自然而然地就放大了。

張莉：“自然而然就放大了”正說明了你的“時刻準備著”吧，語言幾乎是一個人的身份標誌，是形式也是內容。

畢飛宇：語言是一個大問題，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語言本身。你注意到沒有，許多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人，撇開善惡，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都是語言大師。醫生們常說，健康是“吃”出來的，我想說，思想是“讀”出來、“聽”出來的。“讀”和“聽”和語言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語言不是精神，但語言和精神有配套的關係，“文革”語言和“文革”精神是配套的，維多利亞語言和維多利亞時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戰之後，德國為了重塑德國，他們在語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氣。我們呢？我們在這個地方做得很不夠。

張莉：我們這個時代的語言有什麼特點？

畢飛宇：我們這個時代有粗鄙化的傾向，這個粗鄙化在語言上的體現尤為充分。

張莉：“粗鄙化傾向”——這真是小說家的感受力，我覺得可以充分地談談。

畢飛宇：我們都在說，我們處在一個價值的多元化的時代，很好聽，是吧？其實，我覺得不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多元”，本質上是我們什麼都不相信，真是什麼都不信。價值的基本價值就是信，它的使用價值也是信，不信是驢頭，多元是馬嘴，它們根本對不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只是進入了一個更加利己和可以利己的時代，而不是多元化時代。價值從一元走向多元，這個過程比我們想像的要艱難許多，沒那麼簡單。

張莉：北島曾經說：“我不相信”，不過，那不相信與現在的這個不相信不一樣。

畢飛宇：不一樣。北島的時代是強迫人們“信”的時代，“大多數”其實是“被信”了，北島說“我不相信”，那是驚天動地的。我們現在的“不信”是什麼都不相信，為了安全，我們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作踐我們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上的一堆狗屎，這多安全呢，永遠也摔不著。——粗鄙惡化傾向就是這麼來的：我是狗屎，你能拿我奈何？這有意思麼？沒有。

張莉：你有篇文章說，因為有了手機，我們已經出現了一種“新語言”。我也有同感。

畢飛宇：是的，我寫過一篇這樣的文章。雖然我本人沒有手機，可是，我熟悉手機的語言，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那樣的語言，那種曖昧的、半真半假的、進退自如的、油腔滑調的語言，大部分是調情的。——我的意思是說，即便是調情，這裡頭也應該有真實的東西，表明你喜歡一個人。

張莉：手機語言和網路語言非常相近，人面對面的時候是不會這樣說話的，但有“憑藉”就不同了，所謂調情，玩笑和戲仿的東西可能居多。

畢飛宇：我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引用了兩個人的話，一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批判當年的俄羅斯用了一個狠刀刀的詞，叫“粗鄙地享受”。我覺得“粗鄙地享受”很像我們的今天，我另外還引用了哈代的一個詞，叫“很講究的情緒”，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缺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對“粗鄙地享受”做進一步的說明，我猜，與此相應的也許正是“矇昧時代”。

張莉：你的意思是，手機幫助我們溝通，但也毀壞我們的人際倫理？

畢飛宇：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手機沒有任何問題，這個是一定的。我不喜歡的其實還是這樣一種語言模式：赤裸又曖昧。為什麼赤裸呢？目的性很強，功利性很強，曖昧則是武器，滿身都是迷你色。——這和我們的基本心境倒是很吻合，又赤裸又曖昧。說到價值，我不知道我們今天在堅守什麼樣的價值，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的氣質：赤裸而又曖昧。

張莉：所以還是不用手機？

畢飛宇：我是宅男，沒有必要把家裡的電話線掐斷了，然後再把電話拴在褲腰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