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有什麼傷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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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朝暉有一個讓我羨慕的家庭，父親是海員，母親小學教師，已大學畢業的哥哥在省城工作。而我則不然，在鐵鍁廠當工人的父親因為偷鐵鍁回家，結果被工廠開掉了；母親的眼睛白內障，沒錢開刀都快瞎了；兩個姐姐唸書唸了無數年也沒蹦躂出去，蹲在家裡跟老母雞似的。整個高中三年，我顯得特別憂鬱，陳朝暉總時不時拍拍我的肩膀，說，兄弟，有什麼傷心事，說出來！

我把我爹偷鐵鍁的事告訴了他。我說，你知道我爹是怎麼偷的嗎？陳朝暉說，把鐵鍁藏在衣服裡。我說，不對，門衛看得很緊，況且鐵鍁那麼大，很容易被發現。他又猜，從牆上扔出去的。我說，再猜。他想了想，說，那肯定是你爹在工廠裡把鐵鍁吃進去，回家再拉出來。我說，也太誇張了，你的想象力過了頭。他搖搖頭，看來是猜不出來了。我就跟他說，我爹在我家和工廠之間挖了條地道，就這樣，一把把鐵鍁從地下源源不斷地來到了我家。我爹偷偷地把鐵鍁賣給別人，結果有人告密，事情敗露後我爹就給抓了起來。看著他驚愕的眼神，我說，這都是真的，那個地道現在還完好無損，等哪天我帶你到我家參觀參觀。但他還是不信，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他父親是海員的緣故，陳朝暉經常帶一些新奇的好吃的東西過來，比如牛肉乾，比如樂口福。樂口福是一種顆粒狀飲品，飯前或者飯後衝一杯喝，味道真是美極了，他一般都會與我共同分享。我喝不慣，覺得味道怪怪的。他說，可可味的，很有營養。當時我每星期伙食費只有兩塊錢，營養自然是跟不上，再加上頻繁手淫，上課時經常感覺眼冒金星。因此，聽到“營養”這兩個字，我頓時兩眼放光，不管味道多怪，都直著脖子喝下去。後來就喝上癮了，有時趁他不在，挖上幾勺，也不衝，幹吃進肚。

作為回報，我也把自己從家裡帶的東西給他吃。也沒什麼，就是母親烙的煎餅，玉米麵的，可味同嚼蠟。母親發現這一點後，就把紅薯、大豆、麥皮什麼的都摻進去，但味道還是沒改善。我把煎餅放在床底的紙箱子裡，吃過幾頓就不想吃了。但陳朝暉卻吃得津津有味，當他遇到草梗、樹葉什麼的，就一聲不響地剔除掉，然後接著吃。我知道，那東西是我那眼力不濟的老孃弄進去的。有一次，他邊吃邊問我，你們家養豬嗎？我說，養啊。說著，我就把他隨手扔掉的東西撿回來，一看，是一塊豬糞，乾乾的，我的臉頓時就紅了。陳朝暉卻笑笑說，可惜不是牛肉乾，沒事，沒事。

畢業前，陳朝暉送了我一條皮帶，說是他爸爸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帶回來的，我非常感動，眼淚掉在了皮帶上，就像一滴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香甜無比的海水。我把它舔乾淨了。他問我，如果你考不上，準備幹什麼。我說，當海員，跟你爸爸一樣。他說，別幹那個，非常苦，一年之中有半年都待在海上。我就說，那我去販海魚賣，只要跟大海沾邊就行，我喜歡大海。我陷入了沉思，彷彿我真的沒考中，在權衡是當海員好還是當魚販子好。

我把目光從沉思中拔出來，問他，你要是考不上，準備去幹什麼呢？他笑著說，你看我這樣子能考不上嗎？是啊，看他胸脯挺得那麼高，內斂的傲氣噴薄而出，沒什麼可說的，肯定能考上。他就是這樣自信而富有人情味。

正如陳朝暉所說的那樣，他順利地考上了大學。而我，也順利地落榜了。我又接著連考了三年，但還是被定在原地。我把課本全燒了，祭奠我過去的恥辱，然後擼起胳膊準備去販海魚了。我發現我們姐弟三個都不是念書的料，腦子裡只有我爹挖地道的那點小聰明，但就是那點小聰明也被他老人家給用盡了。

我見到了大海，我把鹹魚從海邊帶到小鎮上賣，從二十塊錢起家，沒過一陣就已經攢到四五百了。我想把母親的白內障治好，結果醫生說沒治了，已經全瞎了。這下可好，母親的眼中變成了一個天然而混沌的世界，就像宇宙剛剛開始的樣子。我覺得這樣也挺不錯。我就把錢用在了處物件上，我經常帶一些貝殼、海螺什麼的給我物件，上面插著根管子，能吹出聲音來。當我把泛著魚腥味的身體朝她身上一壓，燻得她很難受，她就拿粗壯的胳膊一把把我這條鹹魚掀了下來。然後鹹魚翻了個身，又重新壓了上去。她說，你以後不要再販鹹魚了。我說，你先讓我弄完。

弄完後，我真的就不販了，而是進一些貝殼、海螺、珊瑚什麼的小工藝品來賣，結果很暢銷，賺的錢也不比販鹹魚少，而且沒汙染。後來，我發現搞水族館利潤來得更快，就把掙的錢全投了進去。但小鎮的人們不識貨，不知道美化生活；對那些只看不買的土裡土氣的鄉野村夫，熱帶魚也非常生氣，沒一陣就給活活憋死了。結果我投進去的子兒一個也沒回來。於是我又重新賣起了貝殼與海螺，整天走街串巷，風塵僕僕，灰頭土臉的。可是孩子們已經對這種低階玩意不感興趣了，他們都玩起了遊戲機，所以我每天賣不出去幾個。

在一個北風呼嘯的下午，一個戴著墨鏡留著長頭髮的男人在巷口攔住了我，抓住我的胳膊說，可找到你了，可把我給找死啦。這人是誰？我很納悶，就對他說，你先把那破眼鏡摘下來再說。他把眼鏡摘了，原來是孫茂林，老同學，精神有問題，人稱“孫老冒”，就這樣一個精神病，當年還考上了西北的一所農大。他說道，聽說你這幾年發了？我沒回答他，而是對他的裝束感到很不舒服，就問他，你怎麼搞成這樣？他連忙解釋說，我要組建一個樂團，太忙了，根本沒時間理髮。我問道，什麼樂團？小虎隊嗎？他一臉嚴肅地說，我這個樂團不是一般的樂團，而是一個宗教樂團。細問之下，原來當年這個頭腦混亂的傢伙成了一名基督徒，一名酷愛音樂的基督徒。他說，我們找個飯館吧，可以邊吃邊談。他的提議得到了我的認可，我看到他顫抖的嘴唇都快凍青了。

看著選單，我知道這頓飯不會是他請，就點了道青椒土豆絲，一塊錢一盤。他說，這個好吃。菜一上桌，“噌噌”幾口就叫他幹光了。於是我不得不再點一盤土豆絲。孫茂林問我，你老婆還好嗎？我說，不跟我了，跑了。他附和道，我老婆也跑了，跑了好，累贅，耽誤事，還是一個人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看我現在不是挺自由的嘛。我跟你講，我那個樂團班子都搭好了，現在什麼都不缺，就缺錢了。他倒是直言不諱，聽說我在做海上貿易，找我籌措資金來了。我說，以前是做過，賠了，不過現在我可以贊助你幾件樂器。說著，我從腳邊的紙箱子裡拿出幾隻海螺，吹了吹，都是響的。我就對他說，你聽，音質還是挺不錯的。我本來是想跟他開個玩笑，誰知他卻把海螺接了過去，往包裡一裝，認真說道，是挺不錯的，回家帶給我那兒子，小傢伙肯定喜歡。

孫茂林對我們班每個同學的行蹤和底細都非常清楚，並一一細數，順便還把他所籌的錢數報了一下。

我問他，陳朝暉現在怎麼樣？

他嘆了口氣說，這小子慘了，剛工作的時候處了個物件，據說那小妞長得跟天仙似的，所以他的情敵很多，爭來爭去，結果叫其中的一個情敵一磚頭拍下去，給拍傻了。

那他現在呢？

他哥幫著給找了個差事，孫老冒說，正在一個工地上看料呢。

這真是出人意料。我想去看看他。我對老闆說，結賬。四盤土豆絲四塊，九個饅頭三塊，一共七塊錢。媽的，今天的錢白賺了。我生氣地對孫老冒說，要不要再來一盤青椒土豆絲？哪知老闆卻說道，已經沒有了。

工地離小餐館不遠，四周是鐵皮的圍牆，幾個探照燈從天空往下照著，像一張亮如白晝的網，工人、吊車、挖土機就在網下紛紛忙碌著，清冷的夜晚透著熱鬧。我記得，這工地好像是我時常經過的，怎麼就沒想到來看看我的老同學呢？

在一個臨時搭建的帆布帳棚裡，我們找到了陳朝暉。他穿著軍大衣，坐在椅子上，面前堆著一大堆鋼筋，聽到孫茂林的介紹，就對我說，快來坐。他的語氣沒變，感覺就像我們剛下晚自習，一起到操場邊抽菸來了。但沒地方可坐，我和孫茂林只好蹲著。一人一根菸，點燃了。陳朝暉一直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眼神。一個人傻不傻，看眼睛就知道了。於是我拿手小心地撥弄了一下帆布，好讓燈光照進來。陳朝暉說，不用看，沒小偷。燈光下我和他對視了一眼，發現他那雙眼睛的確不如以前活泛了，有些呆滯。頓時，我的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難受。

陳朝暉對我說，其實這地方也沒什麼可看的，但不能缺人。這裡的東西你可以隨便拿，我經常這麼幹，當然要趁工頭不注意的時候，換點零花錢，挺好的，真的。待會兒你走的時候拿幾根鋼筋去賣吧，一點事沒有，你說這工地要是不少點東西，我還看它幹什麼呢？說得有道理，到底還是陳朝暉，看工地都看得這麼自信，這麼有邏輯。我對陳朝暉說，你知道你這叫什麼嗎？叫監守自盜。孫老冒接話說，這也叫盜亦有道。哈哈，看來我們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於是三個白痴頓時笑成了一團。

笑過之後，我把孫茂林拉到一邊，小聲跟他說，沒傻啊，這不挺正常的嘛！孫老冒說，你說一個本科生來看工地，不是傻是什麼？你還想叫他傻到什麼程度？說完，他站到一邊撒尿去了。陳朝暉對著他喊，遠點，臊味燻人。孫茂林不得不朝前走幾步。再遠點。又朝前走了幾步。好，站直了，把左腿抬起來，對著牆，對，就這樣，開始撒吧。陳朝暉邊說邊笑，孫茂林當然沒聽他的話，而是嘴裡罵著陳朝暉“你個狗東西”。

看著孫茂林的背影，陳朝暉對我說，孫老冒腦子有毛病你知道的，我發現他還是個大騙子，藉著組建什麼鳥樂團的名義，整天在騙吃騙喝，看來他精神病是裝的，精得很呢！他來找我很多次了，非要扛幾根鋼筋走，我沒同意，你有錢千萬不要給他啊，你沒給他吧？我說，沒有，我只給了他幾隻海螺。這時，孫老冒撒完了尿，嘴裡叫著“好冷，好冷，小雞雞快凍沒了”。

我幾次想問陳朝暉被情敵拍磚的事，但還是忍住了。我記得，陳朝暉在高中時從沒為愛情這個東西發過愁，當時他已經成熟了，比我熟得還要早，小雞巴翹翹的，但他根本就沒想到要去追女生，當然我也沒想過，我們都很天真，心中純潔的性把那份淫蕩的愛給壓住了，性是生理問題，不需要女生，只需要雙手。那時他經常拉著我一起去看錄影。晚自習一開始我們就溜出了學校，路過賣香蕉的攤子，陳朝暉問我，想不想吃不花錢的香蕉？我說，那還用說？於是他看準一大盤香蕉抱起來就跑。他在最前面，像流星火球；我緊隨其後，也健步如飛；跑在最後面的當然是那個賣香蕉的老太婆，她追出沒幾步就被自己絆倒了，然後無可奈何地坐到了地上，破口大罵。半個小時後，我和陳朝暉坐在錄影廳裡邊吃香蕉邊看錄影，再過半個小時，陳朝暉就對著螢幕叫，不好看，換個帶色的。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但老闆要求再加兩塊錢，老闆的要求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陳朝暉替我交了錢，於是我們一邊吃著不花錢的香蕉一邊看著兩塊錢的黃色錄影，沒有比這更愜意的了。

我問陳朝暉，你還記得嗎，高中時我們經常一起看錄影？陳朝暉笑了笑，說，不記得了。我反問道，你怎麼可能會不記得呢？要知道那可是一個勇往直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