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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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心驚膽戰。局長把郵袋往肩頭一搭，走下人行道，頭也不回地答道：

“沒有人寫信給上校。”

上校一反直接回家的老習慣，去了裁縫鋪喝咖啡，阿古斯丁的夥伴們正在看報。他感到希望落空了。他真想在這裡一直待到下星期五，免得兩手空空地回去見自己的老伴。可是，裁縫鋪打烊的時候，他不得不面對現實了。妻子在等著他。

“沒有信？”妻子問道。

“沒有。”上校答道。

下星期五他又去等船，回家時又和往常一樣沒拿到盼望已久的信。“我們等夠了，”這天晚上妻子對他說，“像你這樣等信，一等就是十五年，真得有一股牛的耐性。”上校卻上吊床去看報了。

“得等著挨個來嘛，”他說，“我們是一千八百二十三號。”

“可是從開始等到現在，這個號在彩票上都出現兩回了。”妻子反駁道。

上校照例把報紙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連廣告也不放過。但是這一回，他的精神怎麼也集中不起來。他眼睛看著報紙，心裡想的卻是退伍金的事。十九年前國會透過了那條法令，自那以後他為申請得到批准就花了八年，之後又用了六年才把名字登記上去。上校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就是那時寄來的。

宵禁號響過以後他才看完報。正準備熄燈的時候，他發現妻子還沒睡著。

“那份剪報還在嗎？”

妻子想了想。

“還在。應該是和別的檔案放在一起了。”

她鑽出蚊帳，從衣櫃裡取出一隻木盒，裡面放著一沓按日期理好的信，束著根橡皮筋。她找見了那則啟事，一家律師事務所承諾會很快辦妥退伍金事宜。

“我早就跟你說換個律師了，要那樣咱們早花上錢了，”妻子說著把剪報遞給丈夫，“我可不願意像印第安人那樣，死了之後再把錢帶到棺材裡去。”

上校看了看那張兩年前的剪報，把它放進了掛在門後的襯衣口袋裡。

“糟糕的是，換律師得花錢哪!”

“用不著，”妻子斬釘截鐵地說，“你寫個字據給他們，就說等退伍金髮下來，一切開銷都從那筆錢里扣。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上心。”

就這樣，星期六下午，上校去拜訪他的律師。這位正懶散地躺在吊床上。他是個身材魁梧的黑人，整個上牙床就只剩下兩顆犬齒了。他把腳伸進一雙木底拖鞋，開啟了辦公室裡一架自動鋼琴上方的窗戶。鋼琴上落滿灰塵，放打孔紙帶的地方插著一本本貼有《官報》剪報的舊賬簿，以及一套雜亂無章的財會簡報。鋼琴沒了琴鍵，便充當了寫字桌。上校在透露他來訪的本意前，先表達了一番自己的擔心。

“我早就對您講過，事情不是一兩天就辦得成的。”上校停頓時，律師插進來說道。他熱得大汗淋漓，使勁往後靠在椅背上，用一份廣告小冊子扇著涼。

“我的代辦人常寫信來，說不要灰心。”

“十五年了，總是這一套，”上校反駁說，“這都有點像那隻閹雞的故事了。”

律師繪聲繪色地向上校描述了辦事之艱難。他那日益松垂的屁股坐在那把椅子上，顯得有點兒太擠了。“十五年前事情還好辦些，”他說，“那會兒有個由兩黨成員組成的全鎮退伍老兵協會。”他深深吸進一口熱烘烘的空氣，然後吐出一句至理名言，那神氣就好像這句話是他剛剛發明出來的一樣：

“團結就是力量。”

“可在這件事上一點兒力量也沒有，”上校說，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孤立無援，“我的老戰友們都在等待信件的過程中死去了。”

律師無動於衷。

“法令透過得太晚了，”他說，“不是所有人都像您那麼走運，二十歲就當了上校。此外，當時又有一筆專款沒有算進去，這麼一來，政府就不得不調整預算了。”

還是那一套老生常談，每次聽他這樣說，上校就打心眼兒裡反感。“這不是施捨，”他說，“不是他們對我們的恩賜。我們這些人當年為拯救共和國是立過汗馬功勞的。”律師把雙手一攤。

“沒錯，上校，”律師說，“可人們總是忘恩負義。”

這樣的話上校也聽得耳熟了。在簽訂尼蘭迪亞協定的第二天，政府答應給兩百名革命軍軍官發放遣散費和補償金的時候，他就已經聽到這句話了。當時，有一營革命軍在尼蘭迪亞高大的木棉樹下紮營，營中大都是些從學校跑出來的小青年。他們在那裡空等了三個月，後來各自想辦法回了家，可在家裡還是等。快六十年過去了，上校仍然在等待。

想起往事，上校的神情因激動而大變。他把筋骨暴露的右手撐在大腿骨上，低聲說：

“那我就要作決定了。”

律師等著下文。

“您的意思是？”

“換律師。”

幾隻黃毛小鴨跟在一隻母鴨身後鑽進了辦公室，律師站起身往外攆它們。“遵命，上校。”他一面轟鴨子一面說，“一切從命。我要是能創造出奇蹟來，就不至於住在這個窩裡了。”他用一個木柵欄擋住院門，又坐回到椅子上。

“我兒子幹了一輩子的活，”上校說道，“我的房子也已經抵押出去了。可退伍法倒成了律師們的終身補助。”

“對我可不是，”律師反駁道，“在我這兒，每一分錢都花在辦手續上了。”

上校自覺失言，心中不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