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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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速度與激情3》開篇十分動人：黑屏，巴西民族樂器卡巴沙囈語般的樂聲從暗處傳來，漸顯，在基督山頂俯瞰夕陽中的南美名城裡約熱內盧。航空鏡頭沿著右臂，搖出神像，這個高四十米，世界最大的耶穌神像，矗立在里約城六百八十米高的基督山頂，沒有《聖經》裡描述的悲苦，面容寧靜安詳，平展雙臂，形成一巨大的十字，護佑山腳下這個廣袤的城市……

電影卻完全不是片頭那樣溫情，原來是一個慘烈的故事：黑幫、仇殺和群鬥，生是一種偶然，死亡是宿命，淒厲的情感與背叛，還有貧窮和絕望……神在哪裡？如果回頭再看一次片頭，看一眼耶穌十字環抱中的城市，恐怕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神性的悲憫。這就是里約。

我們到達里約是下午一點，烈日當頭。計程車丁零哐啷，像還沒上漆的半成品，載著我們駛入市區。高速公路陳舊，兩旁的樓房像廢棄的廠房，稍微完整一點的牆面都被塗鴉，色彩鮮豔，怪獸與魔法，畫境非常南美。一個隨意、凌亂，沒有章法的城市。

然而漸漸地，在這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裡，我們也見識到這個城市優渥的自然環境。漫長的海灣，山巒奇崛，內湖沙丘，原始森林，大塊大塊的自然保護區和溼地，形態各異的山水地貌如此稠密地擁聚在同一個城市，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裡的熱帶植物跟我以往的經驗不一樣，樹葉顏色很深，那是一種礦物的色調，而非植物，枝幹和葉片看上去像是用金屬切割而成，線條凌厲，好像飽受摧殘後依然茁壯。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說，在熱帶的自然裡，“活生生的物體具有無生命物件具備的高貴感”，我在里約感受到了。

陽光強烈，濃蔭匝地，凌亂的街市浮蕩著熱帶海邊城市腥熱的氣息，這是個特徵鮮明、辨識度很高的城市。到了酒店，包還沒放穩，在手機上看到一條新聞：為維護市政秩序，巴西政府特種部隊從今天（2014年4月7日）直至6月世界盃賽結束，將進駐里約一百個治安混亂的大型貧民窟——有點兒當頭棒喝，這就是里約，一直位居世界“蓄意暴力致死”人數最高的城市之首。官方資料，僅2013年一年，就有五千宗謀殺案，二十二名警察因工殉職，在里約，平均每天有一起因為流彈受傷或死亡事件發生。世界上沒有幾個城市像里約這樣，存在大片政府武裝無法控制的區域。

里約全市有六百多個貧民窟，生活著三百萬人，規模浩大，已經成為巴西著名的人文景觀。同時，貧民窟因滋生搶劫、綁架、毒品和兇殺案件而臭名昭著。一個人出生在貧民窟，生命就成為一種賭博，很多現代社會的美好生活對他們關閉，除了變得更強更殘酷，他們沒有辦法得到更多。生活在這樣的區域，人們對毒品、槍支、死亡的經驗，超過了對求學、工作、家庭的體驗……在新聞裡，在外界眼裡，這裡每天都會上演暴力：用最新款轎車飆車，警察與毒販之間激烈交火，時而起火的公共汽車，在交戰中被困的無辜人群……

第二天，我們按計劃前往裡約最大的貧民窟若其哈採訪，協助我們採訪的是一個二十三歲的美國人羅森博格，他在這個貧民窟已經生活了兩年。“實際情況並沒有這麼糟糕。”他介紹，大部分的交戰都在邊緣的山丘或者城市外的高速路上，市區多半太平。暴力場面，90％的里約人也只在電視上看過，只是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被媒體誇張描述……當警察到山區與毒販們交火的時候，也許鄰近地區的貧苦兒童正在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援助，學習戲劇表演；來自歐洲的攝影師們為某品牌拍攝時裝廣告；瀟灑的當地人則在露天的自由市場跳波斯瓦那舞……我們有點兒愕然，難怪作家家米勒說：“我不怕事實本身，我只怕新聞頭條。”

“現在沒有人想鬧革命，今天這些拿槍的人只想在消費文化裡分一杯羹。他們的慾望無非是衣服、漢堡、汽車，以及得到他人的尊重。”美國小夥訕笑兩下說，“貧民窟沒那麼可怕，當地人很歡迎我，我很安全。”

不只是安全，貧民窟生活還有難以置信的精彩，音樂、舞蹈、體育、美食和夜生活，“我從來沒有在任何別的地方感受到這裡的活力和能量”。在羅森博格看來，如果說拉丁民族還有什麼活力的話，也只存在於貧民窟了。歐美夜店盛行的Funk音樂，就源自里約的貧民窟，各種Party和Club都會用它來助興。還有一種“巴西戰舞”，包含了舞蹈、格鬥、節奏和音樂，風靡全球（北京也有傳授巴西戰舞的學校），也源自貧民窟。

貧民窟是里約的傷疤，可也是這個城市，甚至整個南美拉丁民族本性的表徵。身處硝煙之城、虎狼之地，想要生活得樂觀自在，必須要依靠旺盛的生命力。拉丁民族熱情奔放，狂野不羈，喜歡刺激與瘋狂，他們跳桑巴、踢足球，走狗鬥雞，追求生命的狂歡，幾百年裡養成了追求自由、不畏恐懼的成熟心態，生活在這裡的人，與生俱來就有面對危險的能力。這種生命力頑強的基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歐洲人發現南美大陸之前的印第安人身上。

1502年，葡萄牙探險家韋斯普奇第一個抵達南美大陸瓜納巴拉灣區，即現在的里約。隨著這次偉大遠航的發現，歐洲人好像找到了《聖經》中描述的伊甸園：美麗的熱帶風光，一群淳樸善良的人。他們不受政府的管轄，沒有金錢、物質和私有財產帶來的煩惱，生活在超凡脫俗的社會里。瓜納巴拉夏季漫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終日赤身裸體，在大自然中展示自己健美的身軀……這樣本真和快樂的生活讓歐洲人詫異。十六世紀初的歐洲，資本主義一夜崛起，金錢和效率成為全社會追逐的目標，里約的“自然人”生活反其道而行，讓他們無盡豔羨，這不正是莫爾在《烏托邦》中所要傳達的理想社會嗎？

史學上一直有種說法，正是瓜納巴拉印第安人的生活，激勵了十七世紀德國和荷蘭的法理學家，並將這種激勵延續到十八世紀的思想家身上。於是，有了盧梭的“高貴的野蠻人”理論，進而形成了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預言。

啟蒙運動中，盧梭將最美好的道德寄託於原始部落。因此，當年高更來到塔希提島，發現這裡的人們沒有工業社會的精神壓力，沒有被金錢慾望玷汙的觀念，每天生活除了簡單的食物，就是唱歌跳舞、追逐異性，或者無所事事的悠閒，這種烏托邦場景讓文明的歐洲人產生了極為矛盾的心理：誰更快樂，“高貴的野蠻人”，還是龜縮在金錢城堡裡的自己？

無視社會羈絆，追求自由，這是“高貴的野蠻人”的基本特性。基督教社會幾百年的社會變革和發展相對成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上帝觀念支撐著一個頑強的“高貴的野蠻人”階層，客觀上使得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程序保持了一個人性和魔性的相對平衡。

我們的酒店就在海邊，越過一條馬路，就是被譽為世界十大海灘的科帕卡帕納海灘。綿長的彎線，白沙細膩，海灘上整天遊蕩奔跑著停不下來的里約人。男人基本不穿上衣，在陽光下曝曬著自然生長的結實身體；女人的比基尼也只有線沒有面，讓人覺得那些線也多餘。滿頭髒辮的嬉皮，渾身刺青的壯漢，波西米亞風格的長裙小販……人們在海灘上讀報紙，會朋友，玩藤球，認識別人，跑步健身，打探最新的八卦訊息……我想五百年前，歐洲人韋斯普奇第一次登陸瓜納巴拉海灘，看到的就是這幅場景吧，而且從沒改變。

在海灘，在這個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基督山頂巨大的耶穌像，它在那裡已近百年，俯首庇護。這塑像之於這個城市，就像一個了不起的神諭：“如果你一心一意尋找我，就必尋見。”（《申命記》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