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之後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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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房是永福寺的核心建築。單層，人字形飛簷構造，透過窗格看進去，一片幽深。陽光從西邊進來，十多道光柱，照在青黑色地磚上，漆黑錚亮。這個已有八百年曆史的佛殿體量巨大，數十根粗壯的原木柱子，高十多米，頂天立地，一副楹聯垂天而下：“白華巖畔觀性於根塵幻；翠柳渡頭入流於心水清”，二十個大字筆力剛勁，氣韻流暢……在一個日本禪寺，看到這樣正宗的中國楹聯，倍感親切。

抬頭，堂前懸掛的匾額“選佛場”，落款“大宋國徑山無準書”，心裡一驚，原來這是宋朝名剎杭州徑山寺大住持無準留下的墨跡。

京都的永福寺，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國師”聖一法師建立的。聖一法師南宋末年到中國學習佛法，就是師從當年杭州徑山寺一代名師無準。永福寺的整體構造、佈局，包括禪院制度，也完全依照徑山寺，至今寺院裡還儲存著聖一法師從中國帶過來的法具、典籍。

我們到訪的時候，正值紅楓遍野，永福寺旁側山谷裡楓樹色澤濃烈如火。陪同的友人說，楓樹一般是五瓣葉，全日本只有永福寺的楓樹葉分三瓣，這裡的兩千多棵楓樹，就是八百年前聖一法師從中國帶回來的樹種。

三年前，我們做過一期專題“在日本發現唐朝”，以“茶道、花道、香道”三雅道的精神分析與鑑賞為核心，試圖找回在日本尚存，而我們業已遺失的傳統中國的風雅生活。這次我們再度東渡，遍訪京都禪寺和高僧，想搞清楚中國宋元時期禪宗文化的傳入，如何構築了日本的社會倫理，並影響至今的生活哲學和審美趣味。續寫《京都尋宋》，是一次悲喜交加的自我認知，充滿了省察、失落、覺悟和慨嘆。

因友人引見，這次我們見到一些學識、德行卓越，享有尊崇地位的日本高僧。他們門庭教派不一，但談起中國唐宋佛學對日本文化精神的影響，滿心謙恭，絕無搪塞，其姿態讓我們這些後輩略有惶恐不適。在大德寺，禪師山田正宗給我們講解晚唐詩人《早梅》裡的“少”與“清寂”；在南宋名畫《柿圖》前體會“一”和“一切”；在建仁寺枯山水庭院前的禪坐中，我們感受“空”；最後，“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我們在泉田禪師誦讀的白居易詩中感受“離別”……八百年過去，風流雲散，我們只能在東瀛異域的想象中，感受唐宋茶儀的浪漫韻致了。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人性化朝代。宋朝立國便實行文官政治，統治者奉行防守國策。在宋朝，經濟發達，百姓做飯都燒煤而不是柴草，煤產量世界第一；宋代的兵器製作、鐵錢鑄造和農具所需要的鋼鐵產量，甚至超過幾百年後工業革命時期，整個英國的鋼鐵產量。同時，宋朝也是一個商業貿易特別發達的朝代，河岸上有很多城市，江中的船舶川流不息，運載著大批的商品。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感嘆，“公元960年宋代開始，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流通，火藥發明，天文時鐘、指南針、水利設施都一一顯現。中國首次出現了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經濟發展，又不熱衷戰事，宋人的生活富裕安逸，催化了文化的演進和生活形態的成熟。唐人“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嚮往建功立業；而宋人則不再向往邊塞，習武從軍在他們看來是卑賤的職業。唐人的邊塞壯麗無比，“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宋人則已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羌管悠悠霜滿地”。如果說唐詩是少年，宋詩已經是人到中年的冷靜和省思。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後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代表性的意象組合，說明宋時文人已經度過中國文化精神的青春期，開始走向內斂和成熟，史景遷甚至認為，中國文化發展到宋代“已經爛熟”。

宋之前的中國，都是正統的儒家文化國度，是發祥地，也是文化中心。日本等東亞諸國都很尊崇，認為這樣的中國才是他們的老師，日本的僧侶和社會上層都以能熟讀唐詩宋詞為榮，貴族書寫都用漢字，以表示自己的正宗學識；日本富足家庭甚至讓他們的女子來大宋“借種”，以改良他們的後人。12世紀開始，由於航海和氣象技術的進步，大量商人和佛教僧侶往來於日本和中國，日本從宋進口的絲綢茶葉、琥珀金飾，都是貴族生活的奢侈品，中日交流進入鼎盛時期。

但是，這一切在公元1279年戛然而止。南宋末年，草原上崛起的蒙古軍隊大舉南下，1279年，與宋朝軍隊在崖山（今廣東新會南崖門鎮）打了一場大規模海戰。對壘雙方共投入兵力五十餘萬，動用戰船一千五百多艘，最後宋軍戰敗，八歲的南宋皇帝趙昺投海，隨行軍民亦相繼跳海殉國。崖山之戰後，海上浮屍十萬，當時宋朝的多數社會精英要麼投海自盡，要麼流亡海外。

這場戰役以元軍勝利、宋軍全軍覆滅告終，它意味著南宋的徹底滅亡。崖山之戰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發展的程序被打斷，市民社會的發育，新型商業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創新都由此被斷送，中國社會文明程序急轉而下。整個精英階層多數殉國，一脈相承數千年的文明由此產生斷層。宋朝的滅亡，絕對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改朝換代……有史學家認為，這場戰役的結果標誌著古典意義中華文明的衰敗與隕落，因此有“崖山之後無中國”一說。

南宋亡國的訊息傳到日本，日本舉國守孝，他們認為自己的老師或同宗滅亡了，傷感悲慼。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不肯臣服，派大軍往攻，結果船隊被暴風雨所摧毀，日本人從此將此風稱為“神風”。

宋元之間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雙方文明水平最懸殊的戰爭。一個是正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頂期文明，一個是遊牧民族剛剛退出原始時期的初期文明。戰爭的結果，是一個工商業發達、經濟繁榮、人們生活富裕的先進文明被落後的遊牧民族所滅，民眾遭到屠殺和侮辱。被國際史學界譽為“現代的拂曉時辰”的宋漢文明，過了幾百年都沒有恢復元氣。

宋以後，那個自信、開放、寬容的民族不見了，那個商業發達、文思噴湧的社會不見了，中國文化對日本社會的輸送幾近停止。在日本研讀南宋滅亡的這段歷史，尤為心痛。

史景遷評價宋朝是“全球範圍內的第一個中國世紀”，可崖山海戰斷送了這一切。陳寅恪先生也有如是評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倒是在一本回憶文集裡，看到一位偉人對這段歷史的洞見，讓人驚訝。他說，南宋流亡政權不應該在崖山做殊死搏鬥，而應該帶兵到海南島去，到臺灣去，全面退守，伺機復興其文明。

歷史反覆推演著同樣的故事，思千年之後的風雲際變，尤生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