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與逍遙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玻璃罩裡，展開攤放著一本1903年英文版《道德經》，書已破舊，原籍空白的地方，寫滿密密的俄文，水筆印跡，百餘年了，已經淺顯模糊，那是列夫·托爾斯泰的手跡。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大雪覆蓋的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裡，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昏暗的油燈下，孜孜以求，把英版《道德經》翻譯成俄文的情形。

展櫃一旁註文：“在生命晚年，托爾斯泰把中國道家文化與基督之愛相提並論，他認為，老子學說本質上就是基督學說。”看完國家博物館“托爾斯泰與他的時代”展覽後才知道，託翁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曾遍閱中國古代哲人著作，尤其是老莊。道家思想對晚年的托爾斯泰產生過重大影響，托爾斯泰因而被稱為俄國道學第一人。

托爾斯泰1828年出生在一個老派的俄國貴族家庭，一直被習慣尊稱為托爾斯泰伯爵。他喜歡深思，怯於和別人交往，為自己長了一雙灰色的小眼睛自慚，有一種天生的自我鎖閉的性格。

不知道為什麼，在那樣一個殷實豐裕的貴族家庭裡，卻生長出這麼一個柔弱謙卑的靈魂。托爾斯泰從小接受東正教的洗禮，成為基督徒。自身的缺點和內斂的性格，使他成為一個洞悉社會苦難的人。他思考生活的意義，探討道德規範，尋找人民災難深重的原因，探索擺脫困境的出路，被稱為“俄羅斯人民的良心”。他的思想體系在俄國被稱為托爾斯泰主義，其最核心的部分是基督教的博愛和忍耐，並由此發展成非暴力、不抵抗的和平思想。展覽裡，有部不間斷迴圈放映的紀錄片，一個俄國托爾斯泰專家談到中國道學裡“貴柔”的思想對託翁的影響，他說托爾斯泰主義是“福音書”和東方宗教哲學的綜合體。

不抵抗和平主義，“勿以暴力抗惡”是托爾斯泰主義的重要構成。它既來自《聖經》的《馬太福音》，也是與中國道教思想同出一脈。道教是一種清靜無為、自然清真的價值觀念。道教以冷靜超然的態度對待現實生活，超越功名利祿，在冥想中尋求境界，退讓、妥協、無為而治是老子之道的核心。

托爾斯泰也把“不以暴力抗惡”“忍耐”“無為”的思想化入他的作品。《戰爭與和平》中，庫圖佐夫的座右銘是“忍耐和時間”，他以消極無為的倦怠，嘲笑人世間一切不可一世的奔忙，他奉行以靜制動、以退為守、以柔克剛的東方精神；另一個人物卡拉塔耶夫更是體現了托爾斯泰的退守忍讓、消極無為，即使在屈辱的俘虜生活中，也泰然自得，隨遇而安。

因此也就有了禁慾，有了非暴力抵抗邪惡的主張，有了深沉的悲觀主義調性，有了任何物質的東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對“精神”、對“萬物本源”的信仰……這一切都與古老東方文化的道統遙相呼應，不謀而合。

然而，一切肯定又不止於此，否則無法解釋俄羅斯和中國文學傳統及民族心性的巨大差異。空闊的展覽空間裡，河流般流淌著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似沉重的悲吟，以仁愛、退讓、道德的自我完善為共同價值訴求的基督教與老莊文化，在共同呼吸的同時，又在哪裡相互錯身分道揚鑣了呢？

面對“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人世，中國道家確立的生命感覺，是淨化的心智和情懷，其具體應對方法是坐忘、無我、淡泊，超凡脫俗，有種“算了”的境界。一如莊禪文化的代表人物陶淵明，塵世無果後，他尋求的出路是放棄價值關切，以換取自我靈魂的安泰和清虛。“人生貴得適意”，成為個體心靈在清虛孤寂中安身立命的精神SPA。

而基督教尤其是東正教，則無法將自身置之度外，而是反求諸己，對懺悔予以更大期待。這賦予俄羅斯文學受難和愛的特殊氣質，構成了俄羅斯文學的重要源泉。俄羅斯作家必須給受惡摧殘的人和世界找到價值根基，不然他的靈魂不得安息。在少不更事的年齡，囫圇讀過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故事都忘了，但小說描述十六歲的主人公如何獨自一人，在拂曉時乘著馬車去修道院懺悔的情節，記憶猶新：原野，晨霧，樹葉落盡的森林，馬車上一個滿懷心事的少年，多美啊。

這是一種沉鬱的美，也是俄羅斯文學特有的氣質。去年到俄羅斯，第一次見到伏爾加河，貼著它走了兩天，那麼寬廣、混濁，緩慢而沉默，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你會覺得，這條河流養育的人和文學，就不會是輕鬆的。

面對國難和民生的多艱，俄羅斯作家沒有中國文人的超脫，他們被“自己有罪”的念頭折磨，活得恐懼而卑微。劉曉楓說，大凡個體與外界出現對立與衝突的時候，總不免會產生兩條道路，即救贖之路與審美之路，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嶺。我們看到，寄情詩文、退隱田園、縱情山水、披髮佯狂的中國傳統文人，選擇的審美之路是“逍遙”；而以原罪精神為主旨的西方基督徒，以托爾斯泰為代表，則選擇了救贖之路——“拯救”，即對人性及生存意義的不息追問。最後，審美情懷依靠一種精神假象逾越了現世的惡，可基督情懷則以笨拙找死的姿態承負了現世的惡。

莊子看得很透，他深知人世的本質就是殘缺，無法消解克服，人生的意義唯有退守生命的殘缺，在欠缺中安之若素。李澤厚把樂感視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意向，其中尤以道家為甚，更強調自然的本能感覺，不倚仗外部事物獲得快樂，更有自足性，其最高境界是陶然忘機的生命沉醉。

而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因負惡而沉重，要的是救贖，不是解脫。託翁不要，也不知道如何輕鬆地去愛。俄羅斯文學的另一座高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說：“在這個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著痛苦的心情去愛，只能在苦難中去愛。我們不能用別的方式去愛，也不知道還有其他方式的愛。為了愛，我甘願忍受苦難，我渴望流著淚親吻我離開的地球，我不願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按現在的說法，就是追求一種虐心的愛。

托爾斯泰的負重感強烈地吸引著我們，同時也讓我們緊張和反感，因為他不讓我們活得輕鬆，迫使我們去想“為什麼而活”，很少有人經得起這樣的追問。希望活得更明白的想法容易把人逼入絕路。

果然，托爾斯泰最後把自己逼上了絕路。寫完《復活》，托爾斯泰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的傳統觀念，回到宗法制度的農民立場，但那個巨大的問題，如何消弭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鴻溝——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個多麼天真的問題——還是沒能解決。於是，為了自己的信仰，托爾斯泰背叛了自己的貴族家庭，離家出走，“我不能在一個奢侈環境中做一個掠奪者”。他和貧苦農民擠在火車破舊而臭氣熏天的三等車廂裡，“非常愉快”。《聖經》裡，耶穌被宣判死刑後，揹負十字架被押往山坡上，這條著名的路線被後世稱為“苦路”，這也是任何一個聖徒的救贖之路，至今還存在於耶路撒冷。離開富足的家園，托爾斯泰踏上自己的“苦路”，這絕對不會是老莊後人的選擇。

僅僅十天後，這顆“俄羅斯人民的良心”，八十二歲的老人就客死在一個偏遠的小火車站，那是1910年一個風雪瀰漫的冬夜。有時想，幸虧離開了富貴的雅斯納亞·波良納莊園，能在這條貧瘠艱難、漫無止境的救贖之路上離開這個世界，終是託翁此生最後的圓滿和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