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寬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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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爾珈一家的命運

當K第一次與奧爾珈見面時，就對她產生了好感，那是奧爾珈身上溫柔、質樸、自然的氣質給他帶來的舒適感。在K挽著奧爾珈的手臂去赫倫霍夫旅館的路上，K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她身上，儘管竭力地抗拒著奧爾珈體內源源不斷傳達給他的愉快和甜蜜，這種感覺卻滯留不去。

從後來弗麗達的嫉妒來看，K對奧爾珈所抱有的朦朧的情感並非缺乏心理上的基礎，只不過在當時，他幾乎沒有餘力去體味、感受這一切，K之所以將奧爾珈一家視為“村裡心眼最好的人”，除了巴納巴斯或奧爾珈那張親切的臉龐所起的作用之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奧爾珈一家正在遭受的噩運與K自己的尷尬處境形成了某種親和力。

奧爾珈的父親在城堡中也算得上一個小官員，他是救火會的第三把手，而且還救過他的上司格拉特的命。因此，他們一家與城堡當局的關係要比村裡的普通人親近得多。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城堡當局決定在村子裡舉行一個救火儀式的慶典，奧爾珈一家欣喜若狂，既然他們將自己視為城堡的“遠親”，那麼，城堡的節日也是他們自己的節日，贈送救火車的慶典是卡夫卡在《城堡》中描述的唯一的娛樂活動（不管從什麼方面來看，娛樂或慶典實際上就是政治的延續）。阿瑪麗亞和奧爾珈穿上節日的漂亮衣服，沉浸在慶典的喜慶氣氛中，彷彿一點也沒有意識到正在她們頭上降臨的悲慘命運。

命運的無常，或突然性在卡夫卡的小說中曾一再出現。它是一頭隨心所欲的怪獸，隨時準備從暗處躍出，給它的獵物以致命的一擊。在《審判》中，警察的出現帶有強烈的非理性色彩，而在《城堡》中，作者多少賦予這種命運以合理的邏輯性。

當城堡大官員索爾蒂尼那看似威嚴、實質邪淫的目光落到了阿瑪麗亞，這個穿著花邊裙子，稚氣未脫的少女身上時，奧爾珈、阿瑪麗亞、他們的父親的反應是令人震驚的。索爾蒂尼貪婪的目光一旦投射到阿瑪麗亞身上，就怔住了，然後“跳過車來挨近她”，而阿瑪麗亞居然一下子就“愛”上了這個與他父親的年齡一樣大的老人。奧爾珈感受到的似乎只有嫉妒。而她們的父親顯得更為荒唐，竟然立即猜出了索爾蒂尼的意圖，並領著他的兩個女兒迎上前去，供索爾蒂尼挑選（他的疑問在於：他不知道索爾蒂尼看上的是哪一位女兒）。在這裡，卡夫卡的反諷帶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殘酷性，它突然給我們騰開了另一個空間，使人足以看清城堡統轄下居民生存狀況的本相。也就是說，居民的榮耀（假如他們還有榮耀的話）只能是城堡的意志。

奧爾珈的父親將兩個女兒帶到索爾蒂尼的面前，後者只是惱怒地揮手將他們趕開。這並不是說索爾蒂尼突然收斂了自己的淫慾，而是因為奧爾珈的父親“沒有很好地領會他的意圖”，並違反了城堡在對待這類事情時應有的程式——城堡從不巧取豪奪。第二天清晨，索爾蒂尼派人給阿瑪麗亞送來了一封“情書”。

關於這封“情書”的內容，小說未作正面描述。而阿瑪麗亞出人意料地將它撕得粉碎，只是一時的孩子氣。又是孩子氣！在城堡疏而不漏的權力網路的淫威之下，人們的自由意志、情感，甚至記憶本身都被濾除殆盡，而惟有“孩子氣”成了城堡在行使權力時遇到的最大障礙（弗麗達和K的孩子氣曾一度使城堡方面傷透了腦筋）。

因為這封信寫得十分下流，阿瑪麗亞甚至沒有勇氣再讀第二遍。在這封信的末尾，索爾蒂尼這樣寫道：

你得馬上來，要不然，我就……

假如不是“孩子氣”發揮的作用，阿瑪麗亞很可能像弗麗達或老闆娘一樣就範。在城堡非存在的廢墟上，惟有這種一時衝動的孩子氣或不成熟、任性具有隱隱的活力，反過來說，它也足以使我們瞭解城堡廢墟的深度，廣度以其基本性質，甚至是奧爾珈也這樣向K表白：“至於我，我坦白地承認，要是我得到了那麼一封信，我準要去了。”

懲罰開始了。懲罰的方式顯然是《審判》的進一步深化。假如說懲罰的前提條件是罪行的指控。那麼，罪愆是空缺的。與《審判》不同的是，城堡並沒有將奧爾珈一家送上法庭的意思，也沒有公佈他們的任何罪狀，“就像這件事被忘了一樣”。律師們提出的意見也僅僅侷限於蔑視索爾蒂尼的信，侮辱他的信使，一切都作了輕描淡寫的處理。正如罪行不能由城堡當局明文宣佈，而應由當事人自己去尋找一樣，懲罰也不是由權力機構直接執行，除掉一株毒草的方法通常有兩種：將它連根拔去，或令其自行枯萎。

奧爾珈一家並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流放、關押或殺戮（這往往是古老的莊園主對待犯了過失的奴隸所採取的方式），甚至，恐懼因為缺乏物件而變得空洞。那麼，事實上的懲罰是透過什麼方式降臨的呢？

奧爾珈的父親，一個有名的修鞋匠，在“阿瑪麗亞事件”之後，開始為失去親友、鄰居而惶惶不安。最親密的朋友也已遠離了他們，連平時走路慢條斯理的雷斯曼也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就像是一個逃犯似的，以至於奧爾珈的父親推開身邊的人徒勞地去追趕他——這一細節中的滑稽成分使我們立刻想起了《審判》中的K在通往法院的道路上飛奔時的情景。父親的修鞋店荒蕪了。顧客們爭著上門登出了合同，償付了欠款，總之，村子裡所有的人盡一切可能與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劃清了界限，甚至連救火會也要求奧爾珈的父親辭職，並收回了他過去獲得的所有榮譽和證書，“誰也沒有辦法拯救這個家庭的急驟墜落，誰也沒有辦法改變局面”。在這裡，我們將不無悲傷地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小說的一次社會實踐。

至少在奧爾珈的父親看來，上述情形還遠遠算不上是一種懲罰，只不過是懲罰的前奏和序幕，他並未失去最後的信心。他的希望和等待的根由，在於一個“決定性的通知”。在此，卡夫卡揭示了這樣一個心理學上的邏輯，一個自以為深陷罪愆之中的人為了得到寬恕，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有罪。尋求寬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求並證明罪過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背後，所有的動機都指向一箇中心：重返體制化。

正如上文所談到的，一個在體制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人本身即是體制的一個部分。一旦他（她）被排斥在體制之外，恐懼與焦慮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想象，一個犯了過失的兒童在面臨皮肉之苦和逐出家庭之外兩種選擇時，他是不會猶豫的。放逐的命運對一個兒童來說毫無疑問是不堪承受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奧爾珈一家的罪過有些類似於“原罪”。由於一個偶然的過失，人類遭受到了巨大的，超越他們承受力的懲罰，被逐出了伊甸園。從宗教倫理的角度來看，人類從此之後的一切掙扎既是一種贖罪行為，又是重返伊甸園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末日審判既未來臨，人類也就回不去。對於奧爾珈一家來說，“決定性的通知”被送達之前，重返體制，最後的寬恕也就遙不可及。

因此，奧爾珈的父親對於實際降臨的懲罰視而不見，其背後的心理動因是尋求一個更輕的懲罰。也就是說，城堡方面懸擱懲罰和審判的後果——整個家庭在無形的壓力下自行瓦解，靈魂自行除滅、枯萎，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他們所應承受的範圍。換句話說，城堡的不懲罰實際上就是最為嚴厲的懲罰。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奧爾珈一家所承受的壓力以及在這種壓力下所出現的心理和行為變形就相對比較容易加以解釋了。既然“尋求罪過”這一程序取消了生存的一切其他內容，它也必然會佔據家庭每一個成員的意識核心，從這個家庭的墜落的過程來看，在城堡的國度裡，除了政治生活沒有其他生活，除了政治意識沒有其他意識，就連“洗刷罪名，尋求寬恕”本身也成了徹底淪為政治犧牲品的最可靠的途徑。

奧爾珈是這個家庭中相對比較清醒的成員。“阿瑪麗亞事件”之後，她逐漸看清了自己在城堡中存在的基本方位和未來的命運：“我是一個侍從們肆意蹂躪的玩物。”她既是一個觀望者，又是一個見證人，同時還是一個清醒的苦難的承受者。在她的眼中，父親為洗刷自己的罪過而付出的心血以及巴納巴斯為了找到克拉姆以便挽救這個家庭的努力都是可笑的，沒有意義的。她不抱什麼希望，也無所謂絕望。她在苦熬，而苦熬或忍受恰恰是在城堡的黑暗中唯一合乎理性的道路。

不要失望，甚至對你並不感到失望這一點也不要失望，恰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的時候，新的力量來臨，給你以支助，而這正表明你是活著的。

在奧爾珈身上，我們至少部分地看到了卡夫卡本人的信念，而她的冷靜、堅韌在城堡的陰影中尤其顯得光彩照人。

阿瑪麗亞所受到的磨難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她自己的“罪過”。她撕毀了索爾蒂尼的信，侮辱了他的信使；其次，因為她的原因，整個家庭陷入了無法解脫的命運的深淵，再次，因為她的孩子氣和輕率，她葬送了自己的“愛情”。因此，阿瑪麗亞的罪孽感既指向城堡當局，又指向她的家庭，甚至還有她本人。這位柔弱、活潑的少女的性格變得乖戾，心如死灰也就順理成章了。

奧爾珈的弟弟巴納巴斯主動承擔了拯救這個家庭的全部使命，但他的掙扎和抗爭只不過是使自己變得更像一個“祭品”而已。和土地測量員K一樣，他的努力一開始就偏離了軌道，獲得寬恕這樣一個使命很快演變成了“誰是克拉姆？”的難題。

而且，由於K的介入，《城堡》的喜劇色彩再次被推向令人戰慄的極致：巴納巴斯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K的身上，因為K的到來，他獲得了在K和克拉姆之間傳送信件的差使，透過送信和K的幫助，他希望與克拉姆建立聯絡最終拯救自己的家庭。反過來，K同樣希望依賴巴納巴斯與城堡方面的“特殊關係”，而見到真正的克拉姆。

K和巴納巴斯彼此都是各自的希望所在，他們互相糾纏，互相折磨，而城堡卻始終在他們視線上方遠遠矗立，巋然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