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鐘擺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h2>喜劇</h2>

弗蘭茨·卡夫卡是一個曠日持久的話題，從他逝世不久一直延續到現在。許多聲稱從卡夫卡的作品中發現了至關重要的真理奧秘的人，包括那些宣稱是稟承了卡夫卡衣缽的作家和詩人，有時只是發現了一些模稜兩可的錯誤而已。對卡夫卡作品的誤讀始終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我們對卡夫卡的語言方式缺乏經驗，不夠審慎，人們習慣於從他的小說、隨筆、日記中的片言隻語寄託個人的想象，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我們缺乏耐心（卡夫卡本人將這種惰性稱為人類僅有的兩大罪惡之一）。也有一些作家不堪卡夫卡被迅速神話化的巨大壓力，乾脆聲稱卡夫卡的小說毫無價值，一錢不值，應當將他從“經典文學”的殿堂中掃地出門。持有這樣一種觀點的人似乎很像卡夫卡小說中的那個急性子的K——他的不耐煩乃是由於急於想看到底牌，而握有底牌的人並未告訴他相關的資訊，只是微微表露了一下曖昧的笑容。這種觀點本身似乎不值一駁。我個人亦不認為卡夫卡是一個對任何人都重要的必須加以研讀的作家，閱讀卡夫卡的確對某些人的心智提出了挑戰，有時還帶來傷害。我們知道，匈牙利的著名學者、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之一盧卡契亦曾對卡夫卡的作品不屑一顧。儘管個人的遭遇促使他最終改變了態度，然而發生在盧卡契身上的這一種轉變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或必然性。也就是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獲得這樣一個契機，從而縮短他們與卡夫卡之間的距離。

籠罩在卡夫卡身上最大的神話之一，就是卡夫卡是一個痛苦的精靈，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這種生活孕育之下的小說莫不如此。對於那些習慣於將作家的痛苦等同於其才智，用痛苦的試金石來丈量作品的光輝的批評家來說，卡夫卡及其作品無疑就是堅如磐石的論據。我不想忽略家庭、時代和社會的結構形態加之於卡夫卡的痛苦、荒謬和絕望感。然而，假如我們簡單地將這種絕望感與他的小說內容畫上等號，就不僅會妨礙我們對卡夫卡小說的欣賞與詮釋，也有違於文藝批評的一般原則。

比方說，莫扎特的一生充滿了尖銳而持久的痛苦，但他的作品卻既不晦澀，也不灰暗、絕望。假如我們抱著一種純粹的尋求趣味的心理來閱讀卡夫卡的小說，我認為這也沒有什麼不好，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卡夫卡的那些迷人的故事並不缺乏趣味性。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曾看到一位女同學在讀卡夫卡的《訴訟》時哈哈大笑，我問她有什麼好笑的，她回答說，好笑的並不是K莫名其妙的被捕，而是那兩位看守極其認真地吃掉了K的早餐！事實上，卡夫卡寫完《訴訟》的第一章，將其朗讀給他的朋友們聽的時候，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笑得前仰後合。卡夫卡的幽默還不止於此，隨著情節的深入，我們知道那兩個名叫佛蘭茨和維倫的看守每次奉命去捉人的時候照例要把遭逮捕人的早餐都吃個精光——這可以解釋他們為何那麼興奮，為什麼起得那麼早，吃早餐時為何那麼專注和認真，彷彿吃掉“罪犯”的早餐是生活中惟一值得追求的樂趣。我們不應忘記卡夫卡是一個捷克人，也不應忽略那個滋養著哈謝克《好兵帥克歷險記》的文學傳統。我認為，帥克與卡夫卡筆下的K的確有幾分相像。我甚至聯想到了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K的噩夢是吉訶德遊歷的另一個版本。而桑丘·潘薩就是《城堡》）中K的兩名“忠實”的助手。

卡夫卡的小說充滿了戲劇性。由於小說披上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外衣，戲劇性的場景或情節反而不容易辨認，卡夫卡筆下的那些“事件”不論是發生在陰森的法院裡，還是積雪覆蓋的鄉村、馬廄，抑或是俄克拉荷馬的露天劇場、處決犯人的採石場，都有一種濃烈的戲劇氛圍。像《訴訟》這樣的作品自始至終瀰漫著乖張、怪異的戲劇衝突，這種衝突就如某種神話的變體，亦如生硬僵持的舞臺劇的即興彩排。然而，我認為這種衝突與傳統小說的情節推進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與其說卡夫卡故意在文體上標新立異，還不如說，這是由卡夫卡獨特的經驗和表述方式決定的。如果我們在閱讀習慣上完全適應了卡夫卡的敘述語態，那麼《城堡》和《訴訟》完全可以像偵探小說一般緊張、緊湊、張弛有度（也的確有學者將卡夫卡的作品與經典的偵探小說進行比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喜劇天才。在《訴訟》中，當K不厭其煩地向他鐘情的比爾斯納小姐表演被捕的過程，並藉機抱著對方瘋狂地親吻的時候（他腦子裡充滿色情的幻想，試圖叫出她的奶名），讀者會和比爾斯納小姐一樣感到莫名其妙。我們不一定笑出聲來，但能夠理解卡夫卡的幽默。

類似的例子在卡夫卡的《訴訟》中並不少見。在K看來是如此莊嚴肅穆的法庭竟然設在一座出租公寓的頂樓上，而審訊室的位置恰好是一對夫婦的臥室。丈夫兼做法院的聽差。遇到開庭的日子，這對夫婦就要將屋子騰出來；如在平時，法院的辦案人員與這對夫婦居然也能雜處一室：

在半夜裡，準是深更半夜了，我（女主人）一覺醒來，預審法官正站在我們的床邊，用手遮著那盞燈，免得燈光照在我丈夫身上，這真是多餘的謹慎，我丈夫睡得那樣死，燈光根本不可能照醒他。我卻嚇得要叫起來，可是，預審法官非常親切，提醒我要小心謹慎，悄悄地跟我說，他一直工作到現在，他是來還燈的，還說，他將永遠不會忘記我睡覺的模樣。

這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城堡》中K與弗麗達兼做婚房的那間教室。事實上，無論是婚房，還是教室，作為人物活動的場景本身都會在剎那間突然改變自身的性質，而人物事先並不知道，這其中包含著這樣一個暗喻：卡夫卡筆下的人物可以隨時互相改變角色和身份——就像《訴訟》中的K，一夜之間從銀行襄理變成了一個罪犯，最後被滑稽地處死；而場景本身亦是可以互換的，臥室變成法庭，婚房變成教室，採石場可以變成刑場，而所有的場景最終都將變成一個小小的戲劇舞臺，人物就像是從一場噩夢中醒來，睡眼惺忪，幾乎無法真正看清他所處的位置。

在《訴訟》中，那個自稱能夠幫助K疏通法官的畫家，他的畫室最終被證明是法庭的辦公室，而畫家的床頂著通向法院的門，法官們進入他的畫室辦公，得從畫家的床上爬過去。正如卡夫卡在《訴訟》中反覆向讀者所暗示的，一切都屬於法院，一切都是陰謀，法院的存在早已超越了個人的理解力，任何的場景都是虛幻的，都是舞臺大幕遮掩之下的一個陰暗的區域性。就連K最後被處死的情景亦像一個滑稽戲的表演。兩名劊子手一左一右地挾持著他，走向一個露天的採石場。那兩個人緊緊地貼著他，“K夾在他們兩個人中間，直挺挺地走著；現在，他們這三個人結成一體，如果有人把他們中的一人撞倒，那麼三個人都要倒下”。K甚至在臨死之前，還是想著那兩個押他的人在演戲。

這裡涉及了卡夫卡敘事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作為作家的卡夫卡與他筆下的人物K關係到底如何？儘管《訴訟》、《城堡》中的K可以理解為卡夫卡名字的一個縮寫字母，而《美國》中的卡爾的名字也是以K開頭的，儘管卡夫卡把自身的遭遇演化為一個多少有點抽象的寓言，但是我們還是不應在卡夫卡與K之間畫上等號，正如我們不應把西西弗斯或莫爾索等同於加繆。卡夫卡的遭遇和命運的性質都可以在K這個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證明，但至少在一點上，卡夫卡與K形成了重要而微妙的區別。我認為，這種區別就是卡夫卡所處的位置要比K優越一些。這一區別在我看來，就是卡夫卡式的喜劇和幽默的源泉。

在卡夫卡看來，人由於他們受到的侷限而無法看清他們面對的存在的“真相”，無法看到事物的全貌，這就使他“退化”到了動物的基本處境。卡夫卡小說中的動物形象是令人難忘的，無論是面對貓和捕鼠器的耗子，還是地洞中那個可憐的動物，它們實際上與法院和城堡門前無助的K處境是完全相同的。正如那些在遙遠的中國建造萬里長城的工匠，他們既無法理解這一宏偉工程的意義，也無法看到它的全貌，他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磚石。而在某種程度上，人與動物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換的，比如葛裡高利一夜之間就從人變成了一隻甲蟲。這一情境使我們可以聯想到莊子“朝菌不知晦朔”的那個著名的比喻。因此，從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再回過頭看看《訴訟》中的那個急性子的K，他竟然把一切都看得那麼簡單，把開脫自己的罪行看得如此輕鬆，併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到處奔走，而他的命運實際上早已註定。與“萬里長城”宏偉藍圖相比，幾塊磚石可以拼出怎樣一幅影象呢？

卡夫卡很喜歡用“一堆亂七八糟的積木”來形容主人公眼中的世界，而《訴訟》中K直到臨死之前始終沒有看到任何“真相”，他眼前的街道、燈光、採石場和對面高樓依舊是一個任意拼合而成的廢墟。K的掙扎，用卡夫卡的話來說，就是一隻蒼蠅的掙扎，他被黏在膠杆上，直到把腿扯掉，完全不能動彈不止。這的確是一幕殘酷的喜劇。正是對這一喜劇的書寫，卡夫卡洞悉了我們所處的這個廢墟的性質（而不是真相），用保羅·蒂裡希的話來說，卡夫卡透過對廢墟的認知和書寫承擔了全部的荒謬。存在於K與卡夫卡之間的縫隙，透出一些模糊不清的亮光，從而照亮了舞臺的一角，開啟了被歲月塵封的沉重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