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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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訴訟》的第九章，教堂的神父向K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鄉下人要求看守允許他進到法的門裡去。守門人拒絕了他的要求，明確告訴他，現在不能讓他進去。鄉下人又問，以後可不可以進去，守門人說，有可能，但現在不行。鄉下人決定等一等，等得到法院方面的許可以後再進去。守門人給了鄉下人一個小矮凳，讓他在門旁坐下，他就這樣長年累月地等著。這期間鄉下人做了很多嘗試，包括將從鄉下帶來的禮物賄賂看門人，請求讓他進入，但未能獲准。最後，他的視力衰弱，日益蒼老，生命即將完結。在臨死之前，他招呼守門人過來，向守門人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達到法的跟前，可是，為什麼這許多年來，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要求進去呢？”守門人答道：“這道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得去，因為它是專為你而開的。我現在要去把它關上了。”

這是寓言中的寓言。在K臨被處死之前，作者特地安排他走進教堂，聆聽神父冗長的講道，看來也不是無緣無故的。這個寓言歷來受到卡夫卡研究者的重視，有人甚至將它看成是卡夫卡一生創作的象徵性說明。當然，關於寓言本身，也會有許多截然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詮解。卡夫卡似乎不太願意讀者對他的作品（哪怕是區域性情節）作出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解釋。用瓦爾特·本雅明的話來說，卡夫卡盡一切努力來避免和防止對作品的詮釋（本雅明《弗蘭茨·卡夫卡》）。卡夫卡通常的做法是，預先對被詮釋的物件作出模稜兩可的闡釋，從而消解掉讀者從這個物件中尋找“微言大義”的企圖。比如說，卡夫卡寫下這個鄉下人與看門人的寓言之後，立即透過神父之口，對讀者有可能發表的意見搶先一步加以註釋，他是那麼小心謹慎、那麼細心，以至於解釋本身使本來很清晰的寓言敘事立即變得混濁不清，面目難辨。

一邊講述故事，一邊透過人物對話和心理描寫對故事本身加以評述，是卡夫卡的慣常伎倆。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儘可能地清除掉敘事本身可能出現的道德或教諭的痕跡。卡夫卡的謹慎是有道理的，因為寓言意義的顯示，必須依賴於寓言的特殊的解讀方式，必須依賴於作者與讀者之間在交流媒介——語言和語式方面達成的完美的默契。而正是對於這一點，卡夫卡沒有信心。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卡夫卡的另一個深不可測的消除詮釋可能的極端舉動，那就是在遺囑中告訴馬克斯·布洛德，要求後者焚燬自己的手稿。本雅明對此猜測道：“興許，卡夫卡在世時每天都困擾於不可解決的行為方式問題，困惑於無從解釋的言體交流，臨終時有意讓他的同代人嚐嚐自制的藥丸。”（瓦爾特，本雅明《弗蘭茨·卡夫卡》）然而，卡夫卡畢竟無法阻止讀者對這個寓言作出自己的詮釋和想象，也無法阻止讀者從敘事的字裡行間去猜測作者本人的動機、意圖和種種暗示。讀者的猜測不論準確與否，本來就是作者——讀者之間永遠存在的心理遊戲。

在鄉下人與看門人的這個寓言中，我覺得重要的並不是鄉下人與法的關係：他是否應當進入，他能否進入，以及他為什麼要進入；而是看門人針對這一關係究竟向鄉下人作出了什麼樣的暗示。所幸的是，看門人作為法的官員，並不是一個冷漠、被徹底異化的腐朽官僚；相反，他的同情心尚未泯滅，他的好奇心躍躍欲試，他的性格十分活潑且易於讓人接近。在這個寓言中，看門人時常去和鄉下人拉家常，還給他搬來了一個小矮凳，以便讓他舒服一點。甚至當鄉下人說話囁嚅不清時，他還能屈尊俯身聆聽。至於鄉下人與法的關係的性質，看門人至少向他作出了四次重要的暗示：

首先，當鄉下人問他能否進人法的大門時，看門人的回答是“現在不行”，言下之意，他最終是可以進去的，只是現在不行。其次，看門人看到鄉下人朝法的大門裡探頭探腦地張望，他笑了起來，居然慫恿鄉下人說：“如果你很想進去，那就不妨試試，暫且不管我是否許可。”這是一個近乎露骨的暗示，指出了另一個進入法的大門的途徑。再次，當鄉下人用帶來的禮物試圖賄賂看門人以便讓他進去時，看門人的一番話更是意味深長。他說：“我收下來，只是為了免得讓你認為還有什麼事情辦得不周。”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解釋：你已經是足夠周到了，你想透過通常的渠道得到法的正式許可而進入大門的企圖是行不通的。這句話還有一個言外之韻，那就是提前告知了對方，等待下去可能會有的結局，那就是一無所獲。最後，當鄉下人行將老死，渴望瞭解事情的真相，向看門人提出了一個十分唐突的尖銳問題時，看門人立即完全滿足了他的願望，告知了事情的真相。儘管這番話對鄉下人來說顯然是太遲了，但獲知真相對一個行將死去的人而言，畢竟仍然是莫大的安慰。

在這個寓言中，看門人儘管是法的最低階的官員，但他還是“法”的一個部分。因此，這個故事不免給人以這樣一個印象：鄉下人的地位與看門人相比，要卑微得多。他要進入法的第一道門檻，就首先必須徵得看門人的同意，所以，守門人對鄉下人所顯示出來的優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教堂神父的眼中，情況有可能恰好相反。在神父所提出的某種解釋中，守門人的地位連鄉下人還不如，而事實上他是從屬於鄉下人的。神父的理由是：鄉下人畢竟是自由的，只要他不進法的門，他想去哪兒就可以去哪兒，而且，鄉下人坐在法的大門外的小矮凳上，在那裡坐了大半輩子，他完全是自願的。至少在這個寓言中，看不出有任何被強迫的成分。而守門人卻由於職責所限被牢牢地束縛在自己的崗位上，不能離開大門半步。既然那扇“法”的大門是為鄉下人而設的，守門人顯然就具有了某種附庸或道具性質。他既不能離開，也不能進去（從他和鄉下人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其實對於門裡面的情況一點也不瞭解）。而且，在鄉下人還沒有抵達這個門前的漫長的歲月中，他就必須一直守候在那裡，不得離開半步（要是鄉下人不來怎麼辦？鄉下人可以隨時前來，亦可以永遠不來），鄉下人的到來突然使他的生活有了變化。也就是說鄉下人終於來了，給他提供了一個盡職的機會，並且賦予了他生活的全部意義。我們可以感覺到，鄉下人的到來實際上也給看門人帶來了喜悅。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對鄉下人的殷勤、超越法規定的許可權向鄉下人表露出的自然關心和親熱。看門人職責的長短取決於兩個因素，其一是鄉下人何時到達，其二是鄉下人何時死去。接下來的一個推論自然是：假如鄉下人永遠不來，看門人將虛度一生的年華。隨著鄉下人的死去，看門人的職責也就此終止。他有怎樣一個結局我們不去說它，但作為一個看門人，其職業、生活的意義亦隨之消失。因此神父總結說，看門人從屬於鄉下人，他的處境顯然更為糟糕。更為甚者，看門人對這一邏輯本身，對於自己從屬於鄉下人這一事實毫無所知，反而以自己的一點實際並不存在的優越感而沾沾自喜，是十分可悲的。

當然，這一推論只不過是神父無數推論中的一個，他很快就用另外一種觀點對這一推論進行駁斥。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看出卡夫卡的某些意圖。

看門人與鄉下人的關係可以使我們馬上聯想到《城堡》中K與信使巴納巴斯之間的糾葛：K要獲得土地測量這一工作的正式許可（進入法的大門），就必須爭取到信使巴納巴斯的幫助。因為巴納巴斯的職責就是在K與城堡官員克拉姆（看門人所指稱更高一級的官員）之間傳遞信件。在K的眼中，巴納巴斯是屬於城堡的，就像看門人是屬於法的一樣。因此，K到了後來就把進入城堡、與官員克拉姆見面的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巴納巴斯身上。而對於信使巴納巴斯來說，正是因為K的到來，他才得以獲得在K與克拉姆之間傳遞信件這樣一個差事。

他的心裡也許一直都在企盼著K的到來，以便獲得這個職位。隨著K的離去或死去，巴納巴斯作為一個信使的職責也就到此為止。巴納巴斯承擔了為整個家庭洗刷罪名的艱鉅任務，他比K更迫切地要求接近城堡當局，正是因為K的到來才給了他全部的希望。因此，K與巴納巴斯的關係是一個既互相依賴又互相欺騙的悖論關係——他們兩個人都深陷在一個毫無希望可言的巨大的騙局之中。與鄉下人看門人這個寓言一樣，K最後透過巴納巴斯的姐姐奧爾珈之口獲悉了全部的真相，而巴納巴斯卻像看門人一樣，對於這樣一個騙局一無所知。

卡夫卡所塑造的各式各樣的人物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狀況：每一個人物都不比另一個人物更優越，實際上他們都是廢墟的影子。每一個人物的暫時性的地位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比如說，在《訴訟》中，負責逮捕K的那兩個法的官員，在小說開始的時候，儼然是法的代表，擁有著無可置疑的權威，一副凜然不可冒犯的樣子，但是到了小說的第五章，這兩名辦事員卻遭到了更高一級官員（鞭笞手）的鞭打，還需要他們逮捕的物件K來幫他們求情。他們的地位比K還不如，他們從事這個職業惟一的好處就是可以吃掉“罪犯”的早餐（抓捕一般都於凌晨進行）。再比如，《城堡》中奧爾珈的父親原先也是城堡當局的一位卑微的官員，正因為他感到自己是屬於法，屬於城堡的，所以城堡當局舉辦的一個節日就成了他自己的節日，他有理由顯示出某種優越感，讓自己的兩個女兒穿上漂亮的裙子來歡度“他們自己”的節日。但正是這個節日中一點小小的變故，他的地位一落千丈，從一個官員變成了一個“罪犯”。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象徵物，毫無疑問，這個象徵就是《地洞》中的那個可憐的小動物：它們侷限在自己的天地中，捱過的是一段被稱為“生活”的囚禁生涯。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看這個寓言。看門人是屬於法的，他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對鄉下人做出任何暗示。那麼，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去這麼做呢？神父的回答是看門人的好奇心和自負，甚至還有點頭腦簡單。因為這個看門人生來就比較容易讓人親近，性格中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他的所作所為顯然不符合法的要求，因而是“犯了規”。而在卡夫卡的詞典中，有一個專門的詞語，用於描述這種“越權”或“犯規”，這個詞就是“孩子氣”。

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講述方式幾乎都是一個深刻的悖論。不是絕望，而是荒謬或讓人無所適從，像地洞中老鼠一樣，不停地忙碌，最終筋疲力盡、一無所獲。儘管對於K來說，失敗的命運往往一開始就註定了，儘管這種荒謬現實的鐵幕堅實而沉重，但亦並非毫無縫隙。“孩子氣”有時就是對抗這一鐵幕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之一。我認為，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解讀和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極其重要。就鄉下人和看門人的這個寓言來說，鄉下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法”的正式許可上面，而看門人則明白地暗示他，這種正式的許可也許永遠不會降臨。這個可憐的鄉下人沒有能夠理解看門人的暗示，也許是他“中毒”太深，讓人不免感覺到，他的靈魂和軀體作為法的奴隸，已經明顯地染上了廢墟的色彩。我們反問一句，當時如果這個鄉下人像看門人暗示的一樣，不顧他的阻攔，直接闖進去，結果又將如何呢？在這個寓言中，卡夫卡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樣一假設已經超越了寓言意義的疆域。但我想，就卡夫卡的整體創作而言，他一直在試圖說出或暗示出這個答案，至少他在嘗試著對這樣一個動機進行思考。

在《城堡》中，奧爾珈的妹妹，那個有點淘氣、任性、倔強的阿瑪麗亞就做出了“鄉下人”沒有敢做出的舉動。卡夫卡對此的解釋仍然是孩子氣。當城堡的某一位官員粗魯地向她“求愛”，用骯髒不堪的情書試圖簡單地征服她之時，阿瑪麗亞的舉動屬於一種性質嚴重的“犯規”。她竟然撕毀了那位官員的情書，勇敢地進行了反擊。順便說一句，這位官員之所以會如此無理地向阿瑪麗亞“示愛”，因為在他看來，這一行為本身就屬於規則的一部分。據此我們可以理解，當阿瑪麗亞孩子氣的行為發生之後，城堡當局、家庭、鄰里和社會組織結構所感受到的震驚是不言而喻的。從此之後，阿瑪麗亞的整個家庭都陷入了《訴訟》中K所一度面臨的處境：等候判決。不同的是，K很快就遭到處決，而阿瑪麗亞一家的判決書卻始終沒有下達，懲罰也遲遲沒有來臨。但不懲罰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我們知道懲罰的前提是有罪，懲罰的後果則是寬恕，因此阿瑪麗亞一家人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有罪，然後才談得上接受懲罰，最後才是寬恕。卡夫卡的幽默感在於，阿瑪麗亞一家人費盡心機所要獲得的結果恰恰是證明自己有罪，就像《訴訟》中的K一路小跑奔向法庭的舉動一樣荒謬而可笑。

我們應該還記得，在《訴訟》中，當K去找畫家瞭解自己案情的可能結局時，畫家告訴了他兩種結果，有罪判決和開釋處理。其中開釋處理又分為三種方式，即無罪開釋、詭稱無罪開釋和延期審判。從K的結局來看，他不幸走入了第一種結局，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而其他幾種方式，《訴訟》中則沒有機會展開，而《城堡》則多少彌補了這一空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城堡》是對《訴訟》的一次豐富和重寫過程，兩部作品的主題有著重要的承繼關係。《城堡》中的K雖然不像《訴訟》中的K那樣被明確判定有罪，但他始終沒有獲得生存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土地測量員的身份一直沒有得到確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合法亦可稱為“有罪”，K的所有掙扎無非是取得這個“合法性”，但“判決”卻被無限期地推延了。我覺得，《訴訟》與《城堡》可以互相參照起來閱讀。關於這兩部作品的比較我們後面還要談到。

我們不妨再問一句，《城堡》中的阿瑪麗亞，假如採取《訴訟》中的“鄉下人”的立場和姿態，與“法”或“城堡”當局合作，也就是說，心甘情願地同官員戀愛，從而維持法的規則，那麼結果會怎樣？在《城堡》中，卡夫卡實際上已經作了清晰的回答，如果是那樣的話，阿瑪麗亞就會成為另一個“老闆娘”。“老闆娘”和“阿瑪麗亞”，兩種結局，哪一個更好？卡夫卡在這裡真正陷入了沉默。很顯然，卡夫卡對回答這個問題沒有什麼興趣，而實際上他也回答不了。因為任何一個回答都會把一個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卡夫卡不願意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