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倫理孤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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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在樓梯間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談，因為公寓裡的倫理是疏遠的。

小說裡的「我」正經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試圖想找一個朋友，要和張玉霞來往。她碰到娃娃，問他姓什麼，他說姓張。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張玉霞時，就叫她張太太，沒想到張玉霞回答她：「叫我張玉霞，我現在是單親，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在她那一代的倫理，沒有單親，也沒有孩子跟媽媽姓這種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當場愣在那裡。而小說裡的張玉霞，是臺灣一個小鎮裡的郵局女職員，她認識了一個在小鎮當兵的男孩子，兩個人認識交往，發生了關係，等到男孩子退伍離開小鎮時，她懷孕了，可是卻發現連這個男孩子的地址都沒有。她找到他的部隊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說：「這兩年的兵役夠無聊，要在這小鎮上談一次戀愛，兩年後走了，各不相干。」張玉霞在這樣的狀況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戀愛經驗裡，充滿了怨恨。可是她還是獨立撫養娃娃長大，並讓娃娃跟她的姓。

這樣的倫理是小說中第一人稱「我」所無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輕女性中逐漸成形，而在今日的臺灣更是見怪不怪，我們在報紙上會讀到名人說：「我沒有結婚，但我想要個孩子。」這樣的新倫理已經慢慢被接受了。

但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當天晚上睡覺時，她迫不及待地對先生說，「樓上四樓A的張太太丈夫不姓張唉！－－」等她說完，她的先生「冷靜地從他老花眼鏡的上方無表情地凝視著」，

然後說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沒有表情地繼續看報紙。

這讓「我」感到很挫折，他們一天對話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無聊！」、「多管閒事！」可是這是她最親的人，倫理規定他們晚上要睡在一張床上，他們卻沒有任何關係，包皮括肉體、包皮括心靈，都沒有。

我想，這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一張床是一個倫理的空間，規定必須住在一起。可是在這張床上要做什麼？要經營什麼樣的關係？卻沒有倫理來規範。也就是有倫理的空間，但沒有實質內容。

我常舉叄個名詞來說明這件事：性交、做愛、敦倫。我們很少用到「性交」這個詞，覺得它很難聽，可是它是個很科學的名稱，是一種很客觀的行為紀錄。「做愛」這個名詞比較被現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種科學上的行為，還有一種情感、心靈上的交流，不過在我父母那一代，他們連「做愛」這兩個字都不太敢用，他們會說「敦倫」。

小時候我讀到《胡適日記》上說，「今日與老妻敦倫一次。」我不懂敦倫是什麼，就跑去問母親，母親回答我：「小孩子問這個做什麼？」直到長大後，我才瞭解原來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倫意指「完成倫理」，也就是這個行為是為了完成倫理上的目的－－生一個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樂；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動物性的、野蠻的。

很有趣的是，這叄個名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卻是叄種倫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還是敦倫？你自己判斷。這是倫理孤獨裡

的一課，你要自己去尋找，在一個倫理空間裡，要完成什麼樣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樂、是一種動物本能，還是遵守規範？你如果能去細分、去思辨這叄種層次的差別，你就能在倫理這張巨大的、包皮覆的網中，確定自己的定位。

倫理是保護還是牢籠？

當小說裡的「我」面對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聽覺判別所有的事物，丈夫又總是嫌她多管閒事時，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張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訴別人她是單親媽媽，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長大出國唸書了，「我」也可以離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鏡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幾天去配眼鏡，還在店裡吵起來。眼鏡行老闆對她說：「回家嗎？再見哦。」這個「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發現她過去所遵守的倫理是被一個巷子裡的人認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個「個人」。

一箇中年的婦人，在一個地區住一段時間，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時也是某某人的太太，當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時，別人問候的不只是她，也會問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也沒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館，她唯一擁有的是一把鑰匙，家裡的鑰匙。

對一個習慣倫理規範的人，倫理孤獨是一件很可怕、讓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對這個中年婦人「我」而言，她最偉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頭了。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沒有人知道。眼鏡行老闆也不會知道她曾經有出走的念頭。

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學同學告訴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鬧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東路站好久，發現沒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無處可去，而是她沒辦法理直氣壯地告訴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沒有任何信仰支援她這麼做，因為當一個人的自我長期消失了叄、四十年之後，怎麼也找不回來了。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這篇小說會用第一人稱，而且是寫一箇中年婦人，我的想法是能夠設身處地去寫這麼一個人，假如我是一個這樣的女性，我的顧慮會是什麼？我自己是一個說走就走的人，隨時包皮包皮一收就飛到歐洲去了，我無法想像我的母親一輩子都沒做過這樣的事，甚至連獨自出走一天都無法完成。倫理對她是保護還是牢籠？這又是另一個兩難的問題。

她有沒有一個去尋找自我的機會？我們從來不敢去問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拿這個問題問父母的話，我相信她會哭，她會嚇一跳。

我有一個學生，在國外住很久了，每隔幾年會回來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親不打電話則已，打給他就是抱怨他的父親，愛賭博、把積蓄拿去炒股票都沒有了‥‥他的記憶裡，從小開始，母親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後來，他到國外去，再回國時，一樣聽他母親抱怨，抱怨到最後就是哭，然後說：「我受不了了，我沒辦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這些話一再重複，重複到我這個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親說：「好，我明天就帶你去辦離婚。」結果母親哭得更大聲，很生氣地罵他：「你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倫理的糾纏，她無法把離婚這個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變成倫理的一部分。她認同了抱怨的角色，她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扮演這個角色。你看電視劇裡那些婆婆、媳婦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這種劇情總是賣點，代表了倫理孤獨裡那個潛意識的結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會選擇哭、選擇抱怨，她拒絕思維；如果她開始思維，她不會哭的，她會想怎麼解決問題？可是她選擇哭，表示她只是想發洩情緒而已。

孤獨的同義詞是出走，從群體、類別、規範裡走出去，需要對自我很誠實，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氣，才能走到群眾外圍，回看自身處境。

今天若有個女性說：「我沒有結婚啊，我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孩子。」除了經濟上的支援外，她還需要體制的支援，才能夠做這件事。臺灣的確處於轉型的時刻，使我們在面對各種現象時，可以去進行思維，如果我們可以不那麼快下結論的話，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倫理孤獨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