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如在夏夜沒有燈火的弄堂裡聽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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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坐燈下，朦朦朧朧，忽然有個念頭闖入：

“有沒有八大山人這個人？”

這個念頭嚇我一跳。

荷馬被懷疑過，有沒有荷馬這個人？莎士比亞被懷疑過，有沒有莎士比亞這個人？李白儘管沒有被懷疑到有沒有李白這個人，但他的身世也夠撲朔迷離。

那天在燈下瞎想一陣，就拿出八大山人畫冊來看。其中一些原作過去看過，我的經驗是大師作品還是原作精彩，這句廢話，為了引出下面一句話：平庸畫家作品常常是印刷品比原作好。這就是我的經驗了。大師作品中的偉大氣息印刷品無法傳遞，平庸畫家作品中的點滴小聰明印刷品倒極容易保留。我也沒想過什麼道理，只認為印刷技術的確為人類文化傳播作出莫大貢獻，但這並不能掩蓋它本質的貧乏。貧乏是平庸的基礎。

八大山人的原作，明眸皓齒，元氣淋漓。如果把中國水墨擬人化，我擬過多次，現在覺得“明眸皓齒”是較能傳達出某些精神的，還不僅僅立足於明眸當然是黑的、皓齒當然是白的聲色之上。

兩厚本八大山人畫冊，收錄繪畫書法，有幾百幅。到底有幾百幅，我也從沒點過。讀八大山人畫冊，雖說讀過數十回，但每次還是有所期待。

有的畫家作品，比如董其昌吧，像與人閒聊，有一句沒一句，身閒之極。讀董其昌畫冊，我有時溜上幾眼，只看個區域性，就很滿足。閱讀是有多種狀態的，這兩種較為極端：一種“蜻蜓點水”；一種“痛打落水狗”。讀董其昌是前一種，而讀八大山人，還真有點“痛打落水狗”味道。這個比喻不太好，容易讓對我文章只溜幾眼的人發生誤會，以為我說八大山人是條落水狗。儘管落水狗沒有什麼不好——狗一落水，十分蒼涼，又遭到痛打，就更悲愴了，簡直是命運戕害之象徵。但我還是要換一個比喻：猶如在夏夜沒有燈火的弄堂裡聽鬼故事。

八大山人動物，貓畫得最好。好像在我們中國畫分類裡，魚呀鳥呀，雞呀鴨呀，都劃到花鳥中去了。他畫的鷹、鹿，都不怎麼樣。尤其是鹿。我想這是八大山人應酬之作。呂洞賓都要應酬，何況山人。人的一生總是有許多應酬的，應酬沒什麼不好，應酬之作中也有傑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就是應酬之作。中國的文學藝術，本質上是世俗的文學、世俗的藝術，一言以蔽之：為人情世故的文學藝術。用來應酬，當然方便。如果一位詩人或者畫家說他平生沒有應酬之作，那麼也就是說這個詩人或者畫家光剩下世故。有人情的世故，是活人的世故；沒有人情的世故，是殭屍的世故。如果一位詩人或者畫家說他平生全是應酬之作，那麼也就是說這個詩人或者畫家光剩下人情，這可能更可怕。我說八大山人的鹿是應酬之作，也是相對於他的其他作品而言。這幾頭鹿，讓現在畫家來畫，別說“痛打”，就是打死也是畫不出的，因為氣息還是好。即使俗氣，也分三六九等。

八大山人山水，其實是種氛圍，有一隻手把你往裡拉，拉你進去了，他也就不管你了，你東張張西望望，有時會覺得差不多。氛圍性的文學藝術作品通病就是——“有時會覺得差不多”。

我，最愛，八大山人花鳥，它是一種精神，它是一種精神性作品，把你往裡拉，又把你朝外推，拉拉推推，推推拉拉，上下左右，左右上下，他元氣淋漓，我們大汗淋漓，淋漓盡致之後，上下通坦，左右通明。歷來如此，氛圍性的文學藝術作品總是很多，精神性的文學藝術作品總是很少。

這兩厚本八大山人畫冊中，在我看來也有贗品，但問題不大，因為我想說贗品中也有傑作。舉個詩歌例子，“紅豆生南國”和“清明時節雨紛紛”這兩首詩，現在可以確定不是王維和杜牧作品，但你硬要說它不是，不就有點煞風景嗎？大師開了風氣，在這種風氣內的文學藝術作品，即使全算在大師名下，我看也是無妨。大師就像座作坊，學徒們玩得開心。

藝術家被人作偽，在中國，大抵可以說這位藝術家成功了。藝術家要達到這一步並不困難，困難的是要讓人懷疑，真有這一位藝術家嗎？比如荷馬，比如莎士比亞。他們超凡脫俗，以至超出我們想象。

燈下瞎想著有沒有八大山人的時候，是有趣的，一旦寫下，覺得原來落到這個套路：

這位婆娘不是人， 原來仙女下凡塵； 兒孫個個皆為賊， 偷得蟠桃奉至親。

也就無趣。

但我還想說的是——沒有八大山人這個人，只有八大山人這尊神。八大山人是水墨之神。

畫冊裡還夾了一張紙條，忘記何時隨筆，摘抄如下，以為紀念：

凡藝術往往能新不能舊，能舊不能新，而八大山人既新還舊，既舊還新。

讀八大山人繪畫：月黑風高，院門緊閉，忽然有個白影從書齋視窗飄過，膽小的吃了一驚，膽大的就跟了過去。

看來我在前面說“猶如在夏夜沒有燈火的弄堂裡聽鬼故事”，不是即興，是我早有想法。神有時候會裝出個鬼樣逗我們玩，否則也就沒有我們的疑神疑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