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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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用泥巴創造了陶罐，它像人的部分軀幹：會因歡樂、悲傷或驚叫而鬆開或收攏肌膚。在火的手掌之中，成為容納得下大河的胃口。

一個人用泥巴創造了楔形文字，我們至今最容易辨認的，也只是：“泥巴”。

泥巴成為農業國家的象徵。在清代，徐州大風早已停息，但漢高祖故鄉的五色土，年年要向朝廷供奉，以做貢物、祭品。我們在案頭清供水仙蠟梅自娛，而多年以前，皇帝匍匐天壇，抬眼望到金甌裡的彩色泥巴，會想起什麼？這是一個國家向冥冥所能獻出的一切——作為大地和大地上國家最為準確的概括。

泥巴是國家生長在體外的心臟。而航海的人，從碧綠的玻璃瓶拿出一塊泥巴時，他就有了證據：把自己和烏賊以及玳瑁區別開來。

生命中的泥巴，哪怕多年以來沒有水的滋潤，早已幹如草芥，但在這泥巴中還總能發現神聖手跡：我童年生活的模糊蒼茫。現在我們都一塵不染，乾淨得要死。

——題記

巴黎公社使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公社在我心目中是一個高唱《國際歌》的地方。我曾有一張有關巴黎公社的彩色畫片，那年頭，彩色印刷品稀少，除了領袖像，大都黑黑白白。在畫片上，我用鉛筆打上方格（像鄰居美工所做的那樣），小心翼翼地臨摹著：社員們太多了，以致我失去耐心和內心。儘管那時中國，是一個制鎖匠人的天下，但還是有那麼幾個洋人，確確實實進到我們居室。七十年代的中國鄉村政治。有幾年暑假，我都在我父親的朋友那裡——虎丘山下那個公社——每天晚上都喝稀飯，蚊子飛過粥碗之際，留下醬汁般的鶴影。一表三千里，我喊他表叔。表叔的住宅，屋後河流，房前是個打穀場。夜晚，納涼的人在這裡呼吸著空氣中星星的涼水。記得走過橋去，是一片墓地，堆滿了集體乾草。集體乾草之所以堆在墓地，也是防偷防盜的辦法，比治保主任和民兵連長還要管用。在公社的夜晚，有一種敬天地畏鬼神的氣氛。

我從沒在夜晚走過橋去。我也沒在夜晚去過河邊：村裡的婦女都在那裡洗澡。拔節吧。抽穗吧。灌漿吧。洗淨身體，但好像永遠擦不去腳板底下的泥巴。她們又赤腳從打穀場上走過。一隻碩大無朋的粉綠蛾子，在溼漉漉的頭頂上飛，飛呵飛，它的翅膀像梧桐葉。一隻生在七十年代的昆蟲，也會關注田頭突然響起的高音喇叭：

“社員同志們注意，毛主席教導我們，‘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現在，我把明天的天氣情況預報一下……”

白天，我和公社裡的孩子在墓地裡玩，身上塗滿泥巴，爬上草垛，讓太陽暴曬。現在想來那些塗滿泥巴的女孩，真如一長溜擺滿貨架而沒有被打破的瓦罐。

泥巴在陽光裡漸幹漸硬，我們打賭，看誰先把臂腕上的泥巴刮光，其實是剝，剝自己的皮。我覺得疼，幾乎要叫出聲來。我們這些大地上的小孩，在意識深處，總想丟下泥巴，升往高處。

無雲的高處，泥巴彷彿一架梯子，當我們由此登上的時候，它就落在了公社牆頭。

看著垂垂老矣的祖母，我想起與她的兩次外出經歷。我與祖母有過兩次外出經歷，都是到鋪鎮那個地方。她的女兒女婿——我的姑母姑父，在隱蔽於鋪鎮的軍工廠工作。那座廠三面高牆，還有一面臨水，不急的流水，據說為漢水支流。我像一顆被釘住的骰子，永遠三點：一點在家中，一點在廠區，一點在鎮上小學。我“三點式”的鋪鎮生活，於是，我被三種語言領進糕餅店。家裡：蘇州話的雲片糕；廠區：普通話的煎餅；而在學校，我不得不吞下鋪鎮方言，一些或冷或熱的油饃。

方言是最初的泥巴，像嬰兒身上胎記。但鋪鎮方言對我而言，卻是石塊。一些石塊。若有若無的，我受到另一種方言傷害：為與同學融洽，我操起他們的話來了；課間，我與另一位蘇州同學用蘇白交談，他們就在一旁笑，一旁跳，並學鴨子“呱呱”叫。他們把我們喊作“鴨子”——針對我們的方言發音。現在我以為他們抓住了特點。

我想方言是會引起戰爭的，小範圍內就是打架。這是為泥巴的戰爭。在鋪鎮小學裡我使用蘇白，就像收復失地。

外地生活產生“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異客，異客無非是到了目的地的旅行者。旅行：一種丟失泥巴的行為。而類似旅行的寫作——就是在不斷找回最初的泥巴。方言形成思維，是到羅馬最近的道路。沒有方言的城市，必定是被製造出來的城市，像這個鋪鎮上的軍工廠終於製造出一架軍用運輸機。

那天，我們都爬到廠區樓頂看它試飛：它挺著一個黃色的大肚皮，像從廠門口走過來的穿著舊軍裝的書記。

再回到剛才話題，其實也是老話題：地方性是民族性的保證，方言思維又是地方性的證據。彷彿航海的人，從碧綠的玻璃瓶拿出一塊泥巴。也就是說，在地球村裡，每個國家都是一句方言而已。都泥巴大的一塊。政治，外交，和我在鋪鎮小學裡所幹的差不多。

我想起，不，應該說還記得另一次旅行。母親抱我在膝，剝橘子吃。這也是我們母子迄今為止的唯一一次同在旅途。一隻蜘蛛降落到母親肩頭，外祖父朝它噴口煙，雲裡霧裡，蜘蛛高高在上地逃亡了。

蝸牛揹著房子四處為家，而蜘蛛是扛著梯子的建築工人，在這個世界的上面走動。

秋風，使他們的肉醬紫了。船艙外，縴夫們光著脊樑。這也是我迄今為止的唯一一次見到縴夫。我現在已不記得他們是拉著我們的坐船呢，還是其他船隻？到了黎裡鎮上，已是晚霞鴨血。其實這不是我母親故鄉，即也不是我外祖父故鄉，是我外祖父最後的工作地。外祖父渡過黃河之後，是一位地方越遷越小的郵政官。

頭天晚上，我就發燒、腹瀉、滿布紅斑。怕是水土不服。對我而言，是不服氣這裡的水土。反正我是結結實實哭鬧一夜。一大早，外祖父就去請醫生，母親把我抱到門外，對著河水說：“讓我兒子身上的不適掉到河裡淹死吧。”

母親常常會異想天開。現在也是如此。我覺得我的想象力，很大部分來自於母系社會。甚至影響到她的孫子。有一次，我兒子對他母親說：“把你的心事統統扔到河裡去，淹死它！”驚人的相像，並沒有誰對他說過類似的話。我記得外祖父的屋前有座石塔，是經幢吧。孩子們折了紙飛機，看誰能擲過塔頂。就是經幢，但鄉人們都叫它石塔。

擲過去，白色的一撇；掉下來，白色的一捺。處處有筆劃，人呵，識字了。

黎裡鎮上的醫生所開之藥，遲遲不見效。外祖母說：“找蘇州的土吧。”外祖母就把母親的布鞋脫去，拔下銀簪，先刮掉鞋底上她以為的黎裡本地泥巴，接著，湊近一隻空碗，精雕細琢般地往裡刮她以為的蘇州泥巴。颳得輕手輕腳，像是在擦，擦一根受潮的火柴。然後煎湯讓我喝下。

習俗是民族文化的識字課本，也是對這個民族的心理暗示。對我這個孩子而言……我已忘記是不是產生效果。那一年，我三歲。而現在的我，早已相信，還可能深信：泥巴是我們的藥。起碼許多草藥是從泥巴里長出來的。

（當初，我只是想寫三個有關泥巴的片斷，唯一安排的是把童年作其背景，因為泥巴使我能夠返回，返回到地平線上大家的生活。後來，修改這篇鬆散的習作時我突然發現，它每一段在說一件事：

第一段，“塗抹在身上的具體的泥巴”。

第二段，“作為對方言一個不確切比喻的抽象的泥巴”。

第三段，“介於這兩者之間或曰具體轉換為抽象或曰物質變化為精神的民族文化、風俗習慣的泥巴”。

無意之中，居然分出層次，也很完整——這一塊“三位一體”的泥巴；這一塊概括三塊泥巴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