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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過橋牌的第二天早晨，範・霍珀夫人醒來時喉嚨發痛，體溫高達一百零二華氏度。我給她的醫生掛了電話，醫生立刻跑來，診斷她患的是普遍性流行感冒。“你必須臥床休息，沒有我的允許不要起來。”醫生吩咐她道，“你的心跳聲音很不正常，如果不安安靜靜地躺著就好不了。”接著，他又衝我說道，“依我看，給範・霍珀夫人請個專職護士。憑你是不能讓她痊癒的。護理兩個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種想法太荒唐，於是就提出了不同意見，可讓我感到驚奇的是，範・霍珀夫人竟然同意了醫生的建議。她一定是想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以贏得人們的同情，讓朋友們來探望、寫信表示慰問或向她獻鮮花。她已經開始對蒙特卡洛感到厭倦，這場小病可以增添些情趣。

護士將給她打針，並施以輕度的按摩，而她將吃規定的食品。護士一來，我就走開了。範・霍珀夫人體溫已經在逐漸下降，她靠著枕頭坐在床上，身披最華貴的睡衣，頭戴綴著絲帶的閨房小帽。我為自己輕鬆的心情感到十分慚愧。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推遲了她原打算當晚舉辦的小型聚會後，我就下樓到餐廳裡吃飯，比平時早了足足有半個小時。我心想餐廳一定空蕩蕩的，因為在一點鐘之前，通常沒有人用餐。除了我們的鄰桌，這兒的確空無一人。這種意外的情況使我猝不及防。我原以為他已經到索斯帕爾去了。毫無疑問，他這麼早就吃飯，是害怕在一點鐘碰上我們。我已經走到了餐廳的半中間，不可能返回了。自從前一天我們上了電梯後，我一直沒見過他，他肯定是有意躲我們才沒來餐廳吃晚飯，而今天他提前用午餐可能是出於同一原因。

我經驗不足，難以應付這種局面。我真希望自己的年紀能大些，城府深些。我目不斜視地走到我們的餐桌前，立刻就因為動作笨拙而受到了懲罰，在展開餐巾時碰翻了那瓶硬挺挺的銀蓮花。花瓶裡的水浸透了桌布，流淌到我的膝蓋上。侍者在餐廳的另一端，沒看見這情景。不過，一轉眼的工夫，我的鄰桌就站到了我的身旁，手裡拿著塊幹餐巾。

“你不能守著溼桌布吃飯，”他語氣粗魯地說，“那會讓你食不下咽。不要待在這兒了。”

他動手擦起了桌布，侍者見出了亂子，急忙跑過來幫忙。

“我不在乎，”我說，“我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反正就我一個人坐在這裡。”

他一言未發。侍者過來後，把花瓶以及散了一桌子的鮮花都收拾乾淨。

“不用再清理了，”他突然對侍者說道，“在我的桌上另添一副餐具。小姐跟我一塊兒吃飯。”

我茫然不知所措地抬起了頭。“啊，不，”我說，“我不能那樣做。”

“為什麼不能？”他問。

我轉動腦筋想找出個藉口來。我知道他並不想跟我共進午餐，只不過從禮節上敷衍一下罷了。我會毀掉他的這頓飯的。於是我決定壯起膽量，坦率直言。

“請你不必客氣，”我懇求道，“非常感謝你的好意。可侍者只要把桌布擦擦，我坐在這兒挺好。”

“我並不是跟你客氣，”他不鬆勁地說，“我很願意同你一道進餐。即使你沒有笨手笨腳地碰翻花瓶，我也會邀請你的。”他大概在我的臉上看到了狐疑的表情，笑了笑又說道，“你不相信我，這也沒關係，你不妨坐下。如果不願意，我們沒必要非得講話。”

我們倆入了座，他把選單給我讓我點菜，然後就若無其事地繼續吃他的餐前小食品。

孤高是他獨特的個性，我覺得我們可能會一聲不響地默默吃完這頓飯。這對我無所謂，我不會感到緊張，他也不會問我歷史方面的知識。

“你的朋友怎麼沒來吃飯？”他問道。我告訴他，範・霍珀夫人染上了流感。他表示非常遺憾，隨後停頓了一下又說道，“我想你已經收到了我的便函。我為自己魯莽的態度感到十分慚愧。我唯一能為自己開脫的理由是：由於獨身鰥居，我已變得粗俗不堪。今天你陪我吃飯，讓我不勝感激。”

“其實你並不魯莽，”我說，“起碼沒表現出範・霍珀夫人能夠理解的魯莽。至於她的好奇心，那是沒有惡意的，她對所有的人都一個樣，我是說，對所有重要人物。”

“那我應該感到榮幸嘍。”他說，“她為什麼把我也視為重要人物呢？”

我猶豫了片刻，然後才答道：“大概是因為曼德利吧。”

他沒有言語。我又一次產生了不自在的感覺，彷彿闖入了別人的禁區。他的家聞名遐邇，為許多人津津樂道，甚至連我也有所耳聞，可不知怎麼，他卻總是一副諱莫如深的樣子，使曼德利成為一道橫在他與別人之間的障礙。

我們埋頭吃了一會兒飯，誰都沒有講話。我想起了童年時代有一次到西部鄉村度假，在一個村子的商店裡買的彩圖明信片。圖上畫著一幢房宅，筆法粗劣，顏色濃豔，但就連這些缺陷也無法破壞那房宅勻稱的美：遊廊前鋪著寬寬的石階，綠色的草坪一直延伸至大海。買明信片我付了兩便士——每星期零用錢的一半，然後問滿臉皺紋的老闆娘圖上畫的是什麼地方。她望著我，為我的孤陋寡聞感到震驚。

“這是曼德利啊。”她說。記得我走出商店時內心很是沮喪，可還是不知曼德利是個什麼地方。

也許正是由於回憶起了那張老早就遺忘在某本書裡的明信片，我才對他避諱的態度萌發了同情心。他討厭範・霍珀夫人之流提的那些涉及別人隱私的問題。也許，曼德利是個神聖的地方，正因為如此它才卓爾不群，容不得穢言玷汙。我的腦海裡不由勾畫出了那幅場景：範・霍珀夫人花六便士買了門票，慢慢遊覽曼德利的廳堂，一邊用尖厲、斷續的笑聲撕裂著周圍的寧靜。我們的思維沿循的肯定是同一條路線，因為接下來他就開始談論範・霍珀夫人了。

“你的朋友比你年紀大很多，”他開口說道，“難道是親戚？你認識她多久了？”看來，我們的關係對他仍然是個謎。

“實際上她並不是我的朋友，”我告訴他說，“而是僱主，訓練我擔任一種稱為‘伴侶’的角色，每年付給我九十英鎊的報酬。”

“想不到還能用錢買伴侶，”他說，“聽起來怪野蠻的，就像在東方奴隸市場上買奴隸。”

“我曾在辭典裡查過‘伴侶’這個詞，”我承認道，“上邊的解釋是‘伴侶即心腹之交’。”

“可你和她沒有多少共同語言呀。”他說。

他朗聲大笑起來，像換了個人似的，顯得年輕了一些，不那麼孤高了。

“為什麼幹這種活？”他問。

“九十英鎊對我是一大筆錢。”我說。

“你沒有親人嗎？”

“沒有，全都死光了。”

“你的姓氏十分可愛，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