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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官說是剃鬚刀。”他聳聳肩，“也是猜的。”

“兇器下落呢？”

“是啊，我就知道你少不得要問這個。我們沒找著。不過你可抓不到我們小辮子。有個窗戶開著，搞不好是從那兒扔掉的。”

“窗戶外頭是什麼？”

“通風井。”

“你檢查過？”

“唉。任誰都有可能撿到，隨便哪個路過的小鬼。”

“檢查過通風井裡有沒有血跡？”

“你開啥玩笑？在格林威治村的通風井？有人從窗戶往外撒尿，還有人丟衛生棉、垃圾什麼的。十個通風井有九個可以找到血跡。你會去查嗎？何況兇手已經畏罪自殺。”

“不會。”

“反正啊，忘了那個通風井吧。他手裡攥著把刀竄出公寓。或者是剃鬚刀，管他什麼鬼。他把兇器扔在樓梯。他衝上街以後把它扔到人行道上。他把它扔進垃圾箱裡。他把它丟進下水道。馬修，我們沒有人證看到他跑出大樓。必要的話，我們是可以找到一個，不過那狗孃養的在他幹掉那女孩三十六個小時以後死翹翹了。”

講來講去老回到這點。我現在做的是警察的分內工作——如果他們有必要做的話。但理查德·範德普爾省了他們的麻煩。

“反正我們不曉得他是啥時闖上街的，”凱勒說，“潘科夫逮到他的前兩分鐘？十分鐘？這麼長的時間，他要嚼掉那把刀吞下肚裡都沒問題。”

“公寓裡頭有剃鬚刀嗎？”

“你是說直形剃鬚刀嗎？沒有。”

“我是說男用剃鬚刀。”

“唉，他有把電動的。你他媽的怎麼念念不忘那把剃鬚刀？你也知道天殺的那些驗屍報告是怎麼回事。我幾年前接的一個案子，驗屍處那兒一個他奶奶的混賬居然說兇器是把斧頭。我們在寓所逮到那狗雜種時，他手裡掄的可是棒球棍。你說說看，連人家腦袋瓜是被斧頭劈碎的還是棒球棍搗爛的都搞不清楚，這種人還分得清刀口跟私處嗎？”

我點點頭。我說：“我在想他的動機何在。”

“因為那狗雜種他媽的腦子壞了，就這麼簡單。他在街上來回亂跑，全身都是血，吼得震天響，還把老二抖給大家看。問他為什麼這麼幹，呸，他自個兒也搞不清楚。”

“什麼世界。”

“老天在上，別開這種話頭，小心我講個沒完。我們這一帶可是世風日下。”他朝我點個頭，我們便一道踏出他的辦公室，穿過偵緝組出去。打字機前坐著身穿便服和制服的人，一個個啪嗒啪嗒地敲出篇篇故事——主角是假想的罪犯和據報的嫌疑人。有個女人抽抽搭搭地用西班牙文在向一名警官報告。不知道她是犯人還是被害人。

偵緝組的人我全不認識。

凱勒說：“巴尼·西格爾的事你聽說了吧？他們給他終身職。他現在是十七分局的局長。”

“嗯，他人不錯。”

“百裡挑一的人選。你退休多久了，馬修？”

“幾年吧，我想。”

“安妮塔跟兒子怎麼樣？都還好吧？”

“很好。”

“跟他們一直有聯絡？”

“偶爾。”

我們走近前門時，他清清喉嚨：“有沒有想過再戴上警徽，馬修？”

“門都沒有，埃迪。”

“媽的實在太可惜了。”

“時候到了，自己清楚。”

“嗯。”他挺直腰桿，言歸正傳，“我跟潘科夫講妥了，他今晚大概九點會跟你碰頭。約翰尼·喬伊斯酒吧。在第二大道，我忘了是跟哪條街交叉。”

“我知道那地方。”

“他是常客，你只要找酒保指給你看就成了。今晚他休假，我跟他說了你不會虧待他。”而且他也講過，有一部分油水得回頭孝敬副隊長。不用說。

“馬修？”我扭回頭。“媽的你到底打算問他什麼？”

“我想知道範德普爾罵了什麼髒話。”

“當真？”我點點頭。“我看你跟範德普爾一樣，頭殼壞了，”他告訴我，“給頂帽子錢，全世界的髒話都可以讓你聽個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