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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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擇在狄更斯巡迴表演接近尾聲時陪他一程。

菲爾德探長猜得沒錯，狄更斯聽到我要去的訊息果然很高興。我派人送了短箋給威爾斯。這段時間威爾斯跟著狄更斯走南闖北，想必夠累的了，他每隔幾天還得匆匆趕回倫敦處理他自己的事，再到雜誌社協助徹底反對巡迴朗讀會這個點子的福斯特處理狄更斯的生意。我一天之內就收到回信，而且是以我非常難得見到的形式發出，是一份電報：

親愛的威爾基，巡迴真是太有趣了!誰能料到我們的多爾畢竟是這麼棒的旅伴兼經理。你一定會喜歡他的搞笑功夫，我就很喜歡。隨時加入我們，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當然，旅費你自行負擔。期待你的到來!

狄更斯

我一直很好奇火車事故後遺症對狄更斯目前每天搭火車的行程有什麼影響，我們在布里斯托車站搭上往伯明翰的列車，短短几分鐘內我就找到了答案。

在包廂裡我坐狄更斯正對面。狄更斯獨自坐一張長椅，多爾畢和威爾斯跟我坐同一邊，但他們忙著聊天，所以當火車速度漸漸加快，想必只有我發現狄更斯愈來愈焦慮。狄更斯的雙手先是死命抓著手杖握把，而後又去抓窗框。火車震動加劇時，他會瞥向窗外，然後迅速別開視線，又再一次瞄出去。他的臉因為白天走路曬多了太陽，比一般英國人都來得黝黑，此時轉趨蒼白，而且開始冒汗。接著他從口袋裡拿出隨身小酒瓶，喝了一大口白蘭地，深深吸口氣，再喝一口，才把酒瓶放下。這時他點起一根雪茄，轉身跟我、多爾畢和威爾斯聊天。

狄更斯外出旅行時偏好搶眼的服飾，甚至古怪，也許還要時髦華麗。此時他穿著厚呢短大衣，外面罩著昂貴的奧賽伯爵式斗篷。他鬚髮花白的疲憊面容和佈滿皺紋的古銅膚色(白蘭地幾乎驅走了原本的蒼白)從一頂俏皮地斜戴在頭上的氈帽底下往外窺探。我在布里斯托車站無意中聽見虎背熊腰的多爾畢告訴細瘦稻草人似的威爾斯，那頂帽子“讓老大看起來像個現代化的紳士型海盜，一雙眼睛裡既有惡魔的鋼鐵意志，也有天使的溫柔憐憫”。

我猜那天早上多爾畢也喝多了白蘭地。

我們聊得挺開心。這個頭等車廂沒有別的乘客，其他工作人員已經先行趕到伯明翰去了。狄更斯告訴我，巡迴表演剛開始那天，威爾斯對多爾畢進行了非常徹底的交叉檢驗，測試他的辦事能力。在最初幾天的都會區朗讀會過程中，多爾畢跟煤氣和燈光人員先走，只剩威爾斯陪狄更斯搭車。如今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愛丁堡和布里斯托的場次都已經完成，多爾畢果然有兩把刷子，那些地方都沒有出大紕漏，所以就留下來跟狄更斯同行，狄更斯顯然非常開心。後續的巡演城市包括伯明翰、阿伯丁、樸次茅斯，之後就回到倫敦做最後幾場表演。

被日後另一位客戶——某個名叫馬克·吐溫的美國作家——形容為開心大猩猩的多爾畢帶了一個大型柳條籃上車，此時他從籃子裡取出桌布，鋪在他帶來架在車廂中央的小型摺疊桌上。接著他張羅了一桌自助式午餐，菜色包括鯷角水煮蛋三明治、鮪魚蛋黃醬、冷禽肉和牛舌、罐頭牛肉，甜點則有羊乳乾酪和櫻桃餡兒餅。他幫大家倒了風味挺不錯的紅酒，還在洗手槽倒滿冰塊，用來冰鎮雞尾酒。我們其他人還在享用午餐，多爾畢已經開始用酒精燈加熱咖啡。無論這個笑容極具感染力、說話帶點討喜的結巴的大塊頭美髯公私底下是個什麼樣的人，至少他辦事效率極高。

等到冰鎮雞尾酒喝完，又開了第二瓶紅酒，我們大家開始歡唱旅行歌曲。過去十年來我跟狄更斯一起在英國或歐洲大陸旅行時，也唱過其中幾首曲子。這天火車接近伯明翰時，狄更斯在眾人鼓舞下跳了一支歡樂的水手號角舞，我們大家吹口哨為他伴奏。等他跳完已經氣喘吁吁，多爾畢為他斟了最後一杯雞尾酒。接下來狄更斯教我們大家唱德國歌劇《魔彈射手》(Der Freisch tz)裡的飲酒歌。這時有一列特快車轟隆隆地賓士而過，駛往相反方向。強大的氣流掀走狄更斯日漸童禿的頭顱上那頂可愛的氈帽。平時病懨懨、看似缺乏運動細胞的威爾斯長手臂咻地伸到車窗外一撈，趕在那頂帽子永遠遁入鄉間之前及時抓住它。我們大家齊聲鼓掌，狄更斯滿懷感激地拍拍威爾斯背部。

“巡演剛開始時，我在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下損失了一頂海豹皮帽。”狄更斯從威爾斯手中接過帽子戴回頭上時對我說，“如果這頂也掉了，我會很捨不得。幸好威爾斯是板球外野守備高手，我不記得他最擅長的是後外野還是後內野，總之他的守備能力是板球界的傳奇。他的書架幾乎被獎盃壓垮了。”

“我從來沒打過板……”威爾斯連忙否認。

“無所謂，無所謂。”狄更斯笑著說，又拍拍威爾斯的背部。多爾畢哈哈大笑，那笑聲恐怕傳遍了整列火車。

到了伯明翰，我算是體驗到了這次巡迴演出的組織結構和時間掌控。

我住過的旅館不算少，這類旅行雖然通常都很宜人，但我非常清楚過去這個冬天和春季狄更斯健康狀況不太理想，也從個人經驗確知這種舟車勞頓曉行夜宿的生活無助於病體的康復。狄更斯曾經對我透露，他左眼始終視力模糊、疼痛不堪；肚子整日發脹，一路上飽受脹氣之苦；火車的震動讓他作嘔眩暈；他在每一站表演時只做短暫停留，往往還沒休息夠就得上路。這種幾乎天天搭車、晚上還有累人演出的日子簡直把狄更斯的耐力推向極限，甚至超越了他的承受力。

火車抵達伯明翰，狄更斯一到旅館還沒休息，也沒開啟行李，就急忙趕往戲院。威爾斯有別的事要處理，我跟多爾畢陪狄更斯過去。

狄更斯在戲院老闆陪同下巡視一圈，立刻要求做些調整。戲院早先已經依照他的指示拆除或圍起舞臺兩側和一部分包廂的座位。此時狄更斯站在他特製的講臺上，又要求撤掉舞臺兩側更多座位。全場每一位觀眾都得在他的直視範圍內，不受任何阻擋。根據我的理解，觀眾不但要能清楚看見他，他也要能跟他們一一對望。

他的先遣人員已經在舞臺上架起一塊紫紅色隔屏，作為他朗讀時的背景。那塊隔屏高兩米，寬四點五米，隔屏跟講臺之間鋪了跟隔屏同色的地毯。特殊燈具也已經架設完畢。狄更斯的煤氣專家和燈光師在講臺兩側各架設一根高三點五米的直立導管。兩條導管上方架著一排橫向的煤氣燈和錫制反光板。這排燈光被另一塊紫紅色隔屏遮住，觀眾看不到。除了這些強力照明之外，兩條導管上面還各安裝了一盞煤氣燈，用綠色燈罩遮擋，光線直射向表演者臉部。

我在這些巧妙燈具和那兩盞投射燈底下站了短短一分鐘，就覺得那強烈的光線很震懾人。在那種強光照射下朗讀，就算我做得到，一定也極度困難。但我知道狄更斯在臺上只是假裝閱讀，幾乎從來不看面前的書本。他早已經把他要表演的那數百頁文字背得滾瓜爛熟，每一段故事都至少閱讀、記誦、修改、增刪與排練不下兩百次。他開始朗讀以後，就會直接合上手邊的書，或者在過程中心不在焉、象徵性地翻個幾頁。演出的大部分時間裡，他的視線多半穿過那塊矩形強光射向觀眾。然而，儘管臺上燈光明亮刺眼，他仍然看得清觀眾席裡的每一張面孔，因為他刻意讓戲院內的燈光維持在足夠明亮的程度。

我離開狄更斯的閱讀桌之前，花了一點兒時間端詳這個講桌。桌面由四根優雅細長的桌腳支撐，高度大約在狄更斯的肚臍位置。這天下午水平桌面上蓋著一塊紅布。桌面兩側設有突伸的小平臺：右邊那個用來擺玻璃水瓶，左邊那個用來放置狄更斯的手帕和昂貴的小羊皮手套。桌面左邊還有一塊矩形木頭，以便狄更斯上身前傾時可以把右手或左手手肘擱在上面，而他也經常這麼做。他朗讀時通常都站在講桌左邊，根據我過去在倫敦看他朗讀的經驗，他偶爾會有點兒孩子氣地突然往前傾身，右手手肘擱在那塊木頭上，表達力十足的左手在空中比畫著。這麼做的目的是讓觀眾感受到跟他之間一股更私人、更親密的聯結。

此時狄更斯清清喉嚨，我離開講桌走下舞臺，換他站到講桌後面，用當晚準備表演的幾個片段測試音效。我走到樓上包廂最後一排，跟多爾畢坐在一起。

“老大用他的聖誕故事《馬利高德醫生》當開場表演。”儘管我們離狄更斯很遠，多爾畢還是壓低聲音說話，“可惜觀眾反應不夠熱烈，至少沒讓老大滿意。我應該不必提醒你他是個終極完美主義者。所以他換成其他接受度比較高的作品：比如《董貝父子》裡保羅死亡那一幕，還有《尼古拉斯·尼克貝》裡的史貴兒先生、太太和小姐的場景；《匹克威克外傳》的審判場景；《大衛·科波菲爾》裡的暴風雪；當然還有觀眾永遠聽不膩的《聖誕頌歌》。”

“是啊，確實聽不膩。”我淡淡地說。我發現自己對所謂的“永遠聽不膩的聖誕故事”有一股前所未見的鄙夷。我還注意到多爾畢悄聲說話時不會結巴，多麼古怪的惱人病症呀。想到惱人病症，我從口袋裡掏出裝著鴉片酊的隨身小酒瓶，喝了好幾口。“很抱歉我不能請你喝這個，”我用正常音量對多爾畢說，一點兒都不擔心狄更斯正在遙遠的舞臺上背誦這段或那段故事，“是藥水。”

“我完全瞭解。”多爾畢低聲說。

“《馬利高德醫生》竟然不受歡迎，我很意外，”我說，“我們刊載那篇故事的聖誕節特刊賣出了超過二十五萬本。”

多爾畢聳聳肩。“現場有笑聲也有淚水，”他輕聲說，“可是老大覺得笑聲和淚水不夠多，而且沒有出現在最恰當的時機。所以他不再用那一段。”

“真可惜，”我一面說，一面感受鴉片酊進入體內時那股輕鬆暖意，“狄更斯排練了三個多月。”

“老大什麼都排練。”多爾畢低聲說。

我不太確定自己對多爾畢稱呼狄更斯“老大”這件事有什麼想法，狄更斯本人似乎很喜歡。根據我的觀察，狄更斯非常中意這個高大魁梧的結巴熊經理。我當狄更斯的至交好友已經不下十年，如今我十分肯定這個平凡無奇的戲劇從業人員正在慢慢取代我的地位。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在鴉片酊帶來的清明思路下——意識到我、福斯特、威爾斯、麥克雷迪、多爾畢和波希只是一群小行星，爭先恐後地搶奪最靠近鬚髮花白、腸胃脹氣、滿臉皺紋、日漸暗淡的太陽狄更斯的軌道。

我不發一語起身走出戲院。

原本我想回旅館。我知道狄更斯表演前會回旅館休息幾個小時，可是那段時間他會自我封閉，等到漫長的朗讀夜結束後，他才會跟人說話。我發現自己在伯明翰被煤灰覆蓋的陰暗街道上游蕩，納悶兒著自己為什麼在那裡。

八年前，也就是1858年秋天，我陪著狄更斯像傻瓜似的北上瘋狂追逐愛倫·特南(狄更斯說我們要為一本共同創作作品《兩個懶散學徒的漫遊》蒐集資料，我信以為真)，差一點兒在卡里克山喪命。回到倫敦之後我決定往劇本創作發展。前一年我的《冰凍深淵》大放異彩，名演員費德列克·羅伯森買了我更早的劇本《燈塔》(正如《冰凍深淵》，狄更斯也曾演出此劇)。1857年8月10日這天，我成為專業劇作家的夢想終於實現。狄更斯跟我一起坐在作者專屬包廂裡，跟所有觀眾一起鼓掌。我坦承在掌聲雷動過程中起身鞠躬致意。不過，“掌聲雷動”也許有點兒形容過當，觀眾的掌聲聽起來更像是出於禮貌而非熱情。

《燈塔》的劇評同樣客客氣氣，語調溫和。就連《泰晤士報》一向溫和的約翰·奧森佛德也寫道：“吾人不得不做此結論，《燈塔》一劇儘管有諸多優點，卻比較像是戲劇性的逸聞趣事，而非真正的戲劇。”

儘管外界評語不冷不熱，1858年我還是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套句當時我跟狄更斯都常用的語詞——耗盡腦力撰寫劇本。

當時狄更斯的兒子查理剛從德國回來，談到法蘭克福一個叫“死屋”的恐怖地點，這激發了我的靈感。我馬上動筆，一口氣寫成一部叫“紅色藥瓶”的劇本。劇中的兩個主要角色分別是瘋子和下毒的女人(我向來對毒物和下毒者很著迷)。《紅色藥瓶》的主要場景就在“死屋”裡。親愛的讀者，坦白說我認為這樣的場景和佈景奇妙至極，滿屋子都是蓋著床單躺在冰冷石板上的屍體，每具屍體都有一根手指纏繞繩線，線的另一端往上連線到一個掛在上方的鈴鐺，以免某個“亡者”還沒死透。這幕陰森場景會勾起我們對於遭到活埋或遇見活死人這類事情的最深沉恐懼。

我撰寫劇本前先跟狄更斯分享構思，寫成之後還唸了幾段給他聽，但他都沒說什麼。不過，他倒是去了一趟倫敦的精神病收容所，蒐集一些能夠讓我劇本里的瘋子角色更具說服力的細節。在《燈塔》裡有傑出表現的羅伯森答應在奧林匹克劇院演出那個瘋子角色。看排演時我非常開心，所有參與的演員也都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劇本無比精彩。他們都贊同我的論點：雖然倫敦的觀眾已經變得遲鈍又莫衷一是，一劑強心針或許可以喚醒他們。

1858年10月11日，狄更斯陪我出席《紅色藥瓶》首演，並且敲定演出結束後在他少了女主人的塔維斯多克寓所為我和我的朋友舉辦晚宴，我們一群大約二十個人一起坐下來觀賞演出。

結果奇慘無比。雖然我的朋友們為劇中那些病態驚悚情節戰慄發抖，大多數觀眾卻低聲竊笑。最大的笑聲出現在“死屋”那一幕的高潮，因為——正如事後的劇評所言：太過明顯——有一具死屍拉響了鈴聲。

那出戏沒有加場。演出後在塔維斯多克寓所的晚宴顯得長夜漫漫，雖然狄更斯盡心盡力炒熱氣氛，甚至不惜取笑倫敦的劇院觀眾，我還是覺得如坐針氈。因為我後來無意中聽見波希這個壞傢伙說：那是如假包換的葬禮烤肉[1]。

儘管《紅色藥瓶》悲慘收場，我並沒有打消用作品讓我的同胞同時體驗到不安、著迷和反感等情緒的決心。在《白衣女人》造成轟動之後，有人問我成功的秘訣，我謙卑地告訴對方：

1. 找到一箇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