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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

“他們承認犯下搶劫案,可是命案不認。”

“常見的事,湯米。”

“讓我講完好吧?搶劫案他們承認,不過照他們的說法,是有人指使的。據他們說呢,是我僱了他們搶我自己。他們可以保留到手的所有東西,而我呢則會把值錢物品全攤出來給他們拿,這一來我就可以謊報更多失物領到一大票賠償。”

“失物總共值多少錢?”

“媽的,我不知道。從他們公寓翻出來的東西比我當初報案時列舉的要多至少兩倍呢。有一些東西是我填了表以後才搞丟的,有些是警察找到以後我才知道不見了。誰會馬上發現所有搞丟的物品啊——至少我沒有,何況,佩姬②走了我腦子還沒回過神來。你懂我意思吧?”

“聽起來根本不像詐領保險嘛。”

“對啊,當然不是。媽的怎麼可能?我手頭就那麼一張一般家庭的保險單。搞丟的東西只會理賠三分之一的價錢。依他們的說法,他們上門時家裡沒人。佩姬不在。”

“意思是?”

“他們說我在陷害他們。他們闖上門來把所有的東西拖走,然後我跟佩姬回到家,往她身上戳了七八刀,之類的,最後把她丟在那兒不管,讓人以為是搶匪幹的。”

“搶匪怎麼證明是你戳死你老婆的?”

“他們沒辦法啊。這兩個傢伙只能一口撇清,說什麼那天上門時她不在,還說是我僱他們搶自己。剩下的全是警察瞎掰的。”

“警察怎麼對付你,押你上警局嗎?”

“沒有。他們到我家來,一大早的我都不知道幾點。我這才知道毛頭小子給逮了,我也是那時才知道他們想讓我背黑鍋。警察說是隻想跟我談談,起先我還是有問必答,接著我開始聽出弦外之音,知道警察想一股腦全栽到我身上。所以我就說沒有律師在場我一個字都不講,然後馬上打電話給我的律師卡普倫。他早餐才吃一半,什麼都顧不上就趕到了我家,而且他也要我別開口。”

“所以警察沒要你做筆錄或者帶你上警局?”

“沒有。”

“你的話他們信嗎?”

“怎麼可能。我也沒講出個什麼,因為卡普倫要我閉嘴。他們沒把我帶走是因為他們還沒個案子可辦,不過卡普倫說他們會想辦法弄出個案子來的。他們還說不許我出城逍遙去,你說好笑不好笑?我老婆死了, 《郵報》上的頭條寫著:‘調查搶/命案死者的老公。’你說媽的我還能怎樣?難不成還跑到蒙大拿去釣該死的鱒魚不成?‘不許出城逍遙去。’你如果在電視上看到這種垃圾,肯定會說現實中哪有人這樣講話。搞不好他們就是從電視學的。”

我等著他告訴我他找我幹嗎。我沒等多久。

“我打電話呢,”他說,“是因為卡普倫想僱個偵探。他說也許這兩個傢伙會在自家附近亂講話,搞不好還跟朋友吹過牛,也許可以找到證據證明他們是真兇。他說警察不會朝那個方向辦,因為這會兒他們可是忙著要把黑鍋蓋到我頭上。”

我解釋說我並沒有合法身份,說我沒執照也不寫報告。

“這無所謂,”他堅持道,“我跟卡普倫說,我想找個信得過的人,找個肯幫我出力的。其實他們根本兜不出個案子來辦我,馬修,不過這事兒拖得越久,於我就越加不利。我想趕緊澄清,我希望報紙登出訊息,說全是那些個南美混混乾的,跟我八竿子關係也打不著。你開個合理的價錢吧,我直接給你,如果你不愛支票的話,我就付現。你說怎麼樣?”

他想找個信得過的人。加羅林來的凱若琳難道沒告訴他說我有多可信麼?

結果我是怎麼說的?我說可以。

我在杜·卡普倫位於法院路的辦公室裡跟湯米·蒂拉瑞和他的律師碰頭,此處離布魯克林的市政廳只有幾條街。隔壁是一家黎巴嫩餐廳,轉角是一家專賣中東進口商品的雜貨鋪,那旁邊則是一家古董店,橡木傢俱和黃銅檯燈以及床架都堆到店門口了。卡普倫的辦公室裝潢著鑲木牆板,擺設著皮椅以及橡木檔案櫃。他的名字還有其他兩名合夥人的名字都以古雅的黑色燙金字母漆在毛玻璃門上。卡普倫一身流行的保守打扮,穿了套三件式條紋西裝,剪裁比我的要高檔。湯米穿著他酒紅色的外套以及灰色法蘭絨長褲和便鞋。他藍色眼睛的眼角以及嘴巴周遭透出壓力。他的氣色有點灰敗。

“我們只是想要求你呢,”卡普倫說,“找到他們褲袋裡的鑰匙——海利拉和克魯茲的——然後循線追蹤到賓州火車站的置物櫃,把鎖開啟,那個櫃子裡有把一英尺長的刀子,上頭沾了他們的指紋和血。”

“有這麼嚴重嗎?”

他笑起來。“找到的話也無傷啊。唬你的啦,我們還沒那麼慘。警方只不過拿到兩個拉丁小子前言不對後語的說辭,他們打從斷了柳橙汁以後就麻煩惹個不停。不過警方手上確實有他們覺得能把湯米定罪的動機。”

“是什麼?”

我邊問邊看著湯米,他別開了眼睛。卡普倫說:“婚外情、股票大賠,外加極度可疑的金錢動機。瑪格麗特·蒂拉瑞七八個月以前繼承到約莫二十五萬的遺產。有個姑媽留了一百多萬美金由四個人均分。警察根本沒有注意他有多愛他老婆,何況又有多少老公不會亂搞呢?大夥都是怎麼說的?——九個偷腥一個撒謊是吧?”

“蠻大的機率嘛。”

“其中一名殺手,安吉爾·海利拉,今年三四月在蒂拉瑞家打了點零工。春季大掃除。他從地下室和閣樓拖出一堆垃圾,做了不少苦工。照海利拉的說法,湯米就是透過這層關係找他打劫的。依常識判斷,該說是海利拉和他的同夥克魯茲就是透過這層關係知道了地形,以及屋裡有什麼、該怎麼進去。”

“要抓湯米的小辮子看來是不容易。”

“沒錯,”卡普倫說,“問題是,如果真為了這個走上法庭,就算贏了官司也是輸掉了下半輩子,眾人都會記得你曾經因為被控殺妻上過法庭,就算無罪開釋也沒用啦。

“更何況,”他說,“天知道陪審團會往哪個方向判斷。湯米的不在場證明說,搶劫案當時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是個同事。光明正大得沒話講。不過天知道他們打算怎麼想。有時候呢他們會打定主意不接受,會認定是女友幫著撒謊,甚至乾脆一口咬定他是混賬,竟然老婆被殺的時候還在外頭胡搞。”

“你再這麼講吓去,”湯米介面道,“我自個兒都要覺得有罪了,瞧你說得活靈活現的。”

“何況他本來就很難得到陪審團同情。湯米是個帥氣的大個兒,打扮入時在酒館裡肯定人見人愛,可是跑到法庭就要人人喊打了是吧。他是股票業務員,講起電話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而這就表示所有聽過內線訊息虧了幾百塊的,或者因為電話推銷買了雜誌的阿貓阿狗都會殺氣騰騰地走進法庭找他算賬。跟你說吧,媽的我們根本不想進法庭。法庭上我鐵定會贏,這我清楚,再不濟也可以贏得上訴吧,可誰想要這樣啊?這個案子連個頭都不該起,在他們往陪審團面前投遞訴狀以前我就要斬草除根把問題徹底解決。”

“所以你是希望我能——”

“儘量蒐集資訊啊,馬修。找到所有可以讓海利拉和克魯茲信用掃地的證據。我不知道是否有東西可找,不過你當過警察現在又是私探,你總可以帶著你的職業素養上街四處打聽吧。”

我點點頭。這我做得到。“可我不懂,”我說,“找個會說西班牙語的偵探不是方便多了嗎?要我上他們的小店買罐啤酒我還可以,問題是我的西語段數離流利還遠得很。”

卡普倫搖搖頭。“建立私人關係可比只值一文的‘Me llamo Matteo Y como esta usted’(西語:我名叫馬堤歐,你好嗎)要值錢多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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