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文學不得自由發展，才是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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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文學一語可能是最早見於王國維《靜安文集》，其言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負乎？‘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猶望兩河平，’非陸務觀之悲憤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至詩人之無此抱負者，與夫小說、戲劇、圖畫、音樂諸家，皆以侏儒優倡自處，世亦以侏儒優倡畜之。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託於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以是之故，所謂詩歌者則詠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題目彌滿充塞於詩界，而抒情敘事之作十百不能得一，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懲勸為旨，其有純美術之目的，世不惟不知貴，且加貶焉。故曰中國無純文學也。”《靜安文集》刊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這一段文字所表現的見解，在今日觀之固甚尋常，在七十多年前有此見解不能不說是獨具慧眼。而且這看似尋常的見解在今日仍然頗堪玩味。

在西方文學裡，首先使用“純文學”這一名詞的大概是法國的波德萊爾，在一篇論埃德加·愛倫·坡的文章裡。在許多批評家看來，坡的詩及其理論都是屬於“純粹”一型，例如，喬治·摩爾（George Moore）就說過坡的詩“幾乎沒有思想成分在內”，濟慈的《秋》也是常被人提出作為純詩的代表作之一。所謂“純詩”，是指一首詩其中沒有（一）概念的陳述，（二）教訓的內容，（三）道德的說教。也可指一首詩中除了用散文可以充分解釋的資料之外所剩下來的那一部分。嚴格講，所謂純詩不是抒情便是寫景。純詩一定很短，因為情貴真摯深濃，其描寫不可能拖得很長，僅是就一時目力所及或想象所及，亦無法敷成長篇。“純詩運動”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文壇上只是引起些微的漣漪而已。

後來稱讚杜詩者，總是標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類的句子，總是感嘆他的每飯不忘君的胸懷，其實這都是毫無關涉之論。杜工部在詩中表現出念念系屬朝廷，時時痼像斯民的態度，這隻足以證明其為人之忠誠大度，不足以證明其詩作之優美。詩人之所以異於非詩人者，不在於他的篤於倫紀，垂教萬世，而在於他的發乎性情，沉鬱頓挫。仇滄柱《（杜少陵集詳註）自序》雲：“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沉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都無四五人，獨有工部稱全美，當日詩人無擬倫，筆追清風洗俗耳，心奪造化回陽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這一段話說得很好，這是把杜詩當作純文學看，底下一轉說，“然此猶未為深知杜者”，底下緊接著“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那一套。孔子至聖，我們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唯其文藝觀念與我們所謂“純文學”的觀念實在相距很遠，下開了載道之說的傳統。仇滄柱的杜詩觀沒有超出這個傳統的窠臼。王國維感慨中國沒有純文學的觀念，也正是對著這個迂腐的傳統而發。

戲劇就是戲劇。因為借戲劇可能略收移風易俗之效，所以一向被人視為社會教育工具之一。我們的舊式戲園，臺上兩支大柱照例有兩條木質抱對，上面寫著的無非是說忠勸孝、揚善懲惡的字眼。看戲的人誰能記得那些詞句？看戲的人欣賞的是唱做旁白，感興味的是其中的悲歡離合，甚而至於其中的打鬥戲謔也能博人一粲。不過忠孝節義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已經成為定型，事實上也不悖於高貴的人性，所以在這一頂大帽子遮蓋之下文藝仍可自由發展。

推行社會教育者儘管在戲園裡推行社會教育，看戲的人看的仍然是戲，各行其是，並不相妨。唯獨把政治信仰和經濟主張來範圍戲劇，情形就不同了。在缺乏自由的環境裡，最難發展的是戲劇。

平心而論，文藝的領域廣大，用途多端。純文藝固然很好，載道亦無妨，用做武器也只好聽便。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文學的基本任務是描寫人性。譬如刀，其形狀大小不一，可以切肉切菜，但是到了盜賊手裡可以成為兇器，到了屠夫手裡可以殺豬宰羊，到了劊子手的手裡可以成為行刑的工具。我們很難說刀的任務一定是屬於哪一範疇。不過，刀欲求其鋒利則是可以公認的事。

純文學不大可能成為長篇鉅製，因為文學描寫人性，勢必牽涉到實際人生，也無法不關涉到道德價值的判斷，所以文學作品很難做到十分純的地步。西方所謂唯美主義，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失之於褊狹，不能成為一代的巨流。

文學不夠純，不是大病，文學不得自由發展，才是致命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