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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個在下議院分屬不同的黨派，難免會有些政見上的分歧。當時議員們很樂於看他們倆的辯論，那實在是精彩，雖然充滿了火藥味兒但是卻妙語連珠，就好像在看一場舞臺劇。更妙的是，每次他們辯論完以後，就會在晚上一起去“船伕”俱樂部玩皮克牌，在牌桌上把公事的矛盾化解掉。他們的這種相處模式讓很多人為之欽佩，每當有人在別的事情上為難愛德華爵士的時候，格雷爵士就會義無反顧地站出來為朋友說話；而當豪爽的格雷爵士因為慷慨而陷入經濟困境的時候，愛德華爵士就會傾囊相助。

他們就是這樣的朋友。

事情發生的那天是1874年10月12日，嚴格地說是那天晚上的最後幾個小時，但是我們知道要出事則是在下午五點左右的時候。我當時正準備下班，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我的大女兒那天剛好是過十一歲生日，我想要趕著回去，這個時候愛德華爵士派人來到警察局找我，說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的幫助。我得承認我當時並不情願，但是您的父親明確地表示，這事或許會關係到一個人的性命，於是我不得不立即趕往他的住處。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當年愛德華爵士住在切爾西區的斯羅納廣場58號，您的母親也在那兒，而您正在伊頓公學裡住讀，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見過面。

我乘坐馬車到了您父母的住宅裡，沒有來得及欣賞那些美輪美奐裝飾畫和別的什麼，就被愛德華爵士的神情給嚇了一跳。他當時衣冠不整，只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連領結都沒有繫上，雙手插在褲兜裡，不停地在客廳裡踱來踱去，一個年輕人緊張地在旁邊捏著圓禮帽。

在管家通報了我到來以後，愛德華爵士非常高興地請我坐下。他是真的很欣慰，從他用力地握我的手我能看出來。

“您告訴我有很要緊的事，閣下，所以我來了。”我對他說，“請問有什麼需要我效勞的嗎？”

他急切地點點頭，對我說：“您真是我的救星，特雷爾探長。我都快要急瘋了。這件事只有您能幫我。“

我說：“義不容辭，閣下，但是究竟是怎麼回事？”

於是您的父親告訴我：“格雷爵士失蹤了，特雷爾探長，我說的是格雷？華萊士爵士。他十二點五十分的時候應該在‘船伕’俱樂部和我玩牌，然後來我家共進晚餐，但是從中午到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哪兒？”

我當時並不以為然，因為格雷爵士作為一名成年人，也許會有寫急事臨時失約，實在沒有必要這樣大驚小怪。

但是愛德華爵士並不贊同我的想法，“我瞭解華萊士。”他這樣對我說，“即使有些要緊事，他也不會不留口信或者便條就失約，況且今天……”

他開始有些吞吞吐吐，但是因為擔心格雷爵士的安危，還是告訴了我。其實他們有過一次爭吵，就在昨天晚飯的時候。他們在俱樂部裡為了上次大選的事情吵起來。保守黨贏了，所以格雷爵士一直忿忿不平，他昨天甚至用大得每個人都能聽到的聲音說本傑明？狄斯雷利（注一）是頭不學無術的豬，並且認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中的猶太人——對於英國來說，被猶太人做主可不是件好事。

請原諒，我有些記不清原話了，但是您的父親告訴我他覺得格雷爵士一直沒有從自由黨選舉失利的陰霾中解脫出來：“華萊士是個理想主義者，在愛爾蘭教育改革問題上，他絕對是從國家的角度去考慮的，但是事情並不如他想的那樣……他其實付出了很多，而且他還有四分之一的愛爾蘭血統，難怪他怒氣衝衝。”

“那麼您是覺得也許格雷爵士的情緒受到了影響？”我這樣問他。

愛德華爵士很不情願地點點頭，他說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約格雷爵士玩牌，再吃頓晚飯，好好地談一談。

“我讓親愛的艾麗莎準備好了菜，還請了非常健談的客人。她答應我親手做晚飯……”他告訴我的時候，我剛好看到您的母親走下來，她的出現真是讓人感覺有一道地中海的陽光照進了這個陰沉沉的地方，請相信我這絕對不是恭維。不過我也注意到了她身旁的那個人，亞森？加達神甫，他穿著黑色的袍子，頭髮很長，用緞帶綁得很整齊。他那個時候非常年輕，也非常俊秀，讓人難以相信他居然是神職人員。

他向您的父親問道：“為什麼您會覺得格雷爵士並不是簡單的失蹤呢，閣下？即使是格雷爵士心情不好，不告而別，也有可能是到另外的地方散心去了。”

您的父親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從口袋裡拿出了一封信遞給我，我看到封面上有“斯羅納廣場159號，愛德華？華萊士爵士收”的字樣，裡面有一張白紙，有些漂亮的蔓藤水印花紋，被規整地摺疊成了一個長方形，上面用很標準的正體字寫了一首詩。

我有些記不清楚了，大約是這樣寫的：

大地再沒有比這兒更美的風貌：

若有誰，對如此壯麗動人的景物

竟無動於衷，那才是靈魂麻木；

然而這城市在暮色中遺失了美貌

……

那塔，那博物館，那大教堂

融入暗夜之中，讓人們無可尋處

……

智者們無法入眠，在漢普頓宮如幽靈四顧

他們憂慮於民眾染恙，默默低訴

這塵世分崩離析，希望長埋於地之深處

看啊，格林威治臺也消弭於背景群山

……

啊，夜晚帶走光明，掩蓋真相，它還有更多可怖

此刻午夜來臨，讓我們揮別過去擦乾淚珠

為了新一輪光明的來臨，陳舊的這一夜必須被殺戮

上帝呵！千門萬戶都沉睡未醒，

這整個宏大的心臟仍然歇止停住！

也許中間還有些別的什麼詞兒，原諒我的腦子，它已經老得實在是想不起來更多了。

但是我讀了那首詩以後，也有些不安。詩裡說的幾個地方，和“十二點”的終結，還有“被殺戮”這樣的詞語讓我毛骨悚然。我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決定開口驗證愛德華爵士的擔憂是不是因為有最可怕的猜想。

“您覺得格雷爵士難道想……自殺……”我這樣問他。

愛德華爵士面色陰沉地看著我，既沒有點頭，也沒有搖頭，可我從他的眼神裡已經看出他給了我肯定的答案。“這是格雷爵士的筆跡，”他說，“以我們熟悉的程度我相信我不會認錯。”

夫人和加達神甫都感覺緊張起來了，神甫很客氣地要求看看那封信，於是我遞給他。他讀了兩三遍，非常篤定地點點頭。“我想格雷爵士的確是在傳遞自殺的訊號。”他對我說，“探長先生，這一點毋庸置疑了，這封信中透露著絕望。”

我一直搞不懂理想主義者的想法，但我知道他們瘋狂起來是沒有辦法控制。當警察就是這樣，各種各樣的人我們都見過，有些缺乏理智的事情並不是只有下層人才幹得出來的。於是我想，現在愛德華爵士，我和神甫，我們三個達成了共識，必須阻止這可怕的事情發生。再說，就算這是格雷爵士的玩笑，那麼找到他，讓他的惡作劇落空，也是件好事。